清末为什么掀起了“留学日本潮”？( 二 ) 清末为什|清末|清

鲁迅先生的母校，现日本仙台东北大学内的鲁迅雕像针对前文提到的“双规学制” ，显然第一个选择更加“投资少、见效快、产出高” 。在大清国“公务员资格”的诱导下，年龄跨度相当大的学生们，都蜂拥进了速成科。比如，宏文学院从1902-1906年共招收1959名学生，大部分选择了军事、警务、师范等速成学科，只有区区129人进入普通科，认真去搞了学术。此情此景下，东洋涌现出了大量“野鸡学院” ，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能做到注册当月拿到毕业证。日本“学校”之间为了争夺大清国的生源，还展开激烈竞争，学费越来越低，招生门槛几乎都降到了零起点。那个年月，留学日本成为最快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了大闸蟹，身价倍增。

如此风气下，当年的留日学生学业水平普遍低下，连日本官方和某些有“良知”的教育管理者都看不下去了。毕竟，日本本土学生通过严苛的大学入学考试后，得学满4年才，各项成绩达标后才可以毕业；而按照常理，中国学生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情形下，至少得花6至7年，才能完成大学学业，而其中的大部分人，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简直丢了日本高等教育招牌的脸面。即便如此，日本官方对大清国的留学生还是持有非常欢迎的态度。其中不乏一些比较丑恶而阴险的考量。他们考虑到，通过战争的模式搞钱，蚕食中国，一时半会儿不容易做到，即使做到了，也很难在人口多于自己数倍的被征服者中，充分树立统治权威，不如兼用“和平演变”的手段，把对方的精英、官僚、和行业的管理阶层同化成自己人，这样显然更靠谱、更划算也更具有持久性。

事实证明，这种操作，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独立后的印度，对英国并未妖魔化，反而表现出了明显感激的意思。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社会精英阶层，基本上都是英式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对于英国的那套语言文化和观念十分的认同。而这些精英阶层又会带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各种舆论的倾向。现代印度自然就对英国充满了好感。然而，中华民族哪是这么容易被忽悠得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留日学生们，埋葬了清王朝。不过，虽说留日浪潮中，不少人属于混子，但认真学习报国的，量还是挺大的。像国民时代的风云人物， “军神”蒋百里将军，在浙江大学深造期间，因为表现出色被选为公费赴日本留学生。

蒋百里戎装像蒋百里留学的学校叫日本陆军士官学院，属于日本培养武官的地方，后来蒋百里战场上的对手，很多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都属于他同窗或者学弟。 1905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十三期毕业，综合成绩第一名。按传统，第一名会获得日本天皇奖励的佩剑。但日本人觉得把如此殊荣给个“东亚病夫”的民族，很没面子，于是想找借口要给第二名，结果，第二名呢，也是大清国的留学生，前三名都是中国人。 1912年，蒋百里出任保定军校校长。然而，他的种种改良措施，遭到北洋旧派军人的阻扰，蒋百里在悲愤之余，竟当着师生的面，刚烈的举枪自戕以“明志” ，幸好被旁人及时阻拦，没有危及性命。在疗伤期间，还跟一个名叫佐藤屋登的女护士幸福的结合了。跟同时代的很多日本女性一样，佐藤屋登此后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中国女人，改名蒋佐梅，育有5个女儿。其中，老三名叫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她的先生就是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

钱学森、蒋英夫妇跟赴东洋学习文史军政、法律的留学生不同，钱学森是1934年考取的清华大学赴美留学资质，作为“庚子赔款”资助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很显然，早年赴东洋救国的，不少成了大清国的掘墓人、思想文化领域和武装救国的中坚力量；而之后远赴西洋的，则多成了新中国工业国防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