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只手“打孔家店”( 六 ) 原标题：吴虞

到此，吴虞实际上借用了两类思想资源，以论述道德革命的正当性。其一是欧洲诸国和邻国日本的部分现代文明。近代中国被迫降低姿态，自尊心受到严重冲击，向世界进步文明学习是一股日益壮大的潮流。据他1913年4月25日的日记回忆，他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期间（1905-1907），念过国法学、政治学、财政学等西式课程，他的日记也经常记录阅读《社会学》《群学肄言》等欧洲社会科学译著。其二是法家、道家等中国本土其他传统思想。这与陈独秀等人也所见略同。他们认为，诸子百家，儒家最低劣，责任最大，最需要被批判，所以重新阐释其他学派，避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承认非儒家学派的合理性，再将它们作为武器批判儒家。而这在当年构成一种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的常见策略。

1919年，吴虞最受关注的实则是一篇《吃人与礼教》，刊于《新青年》6卷6号。他读完鲁迅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 ，高喊“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 "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他终究是要彻底批判儒家的“孝”伦理。《吃人与礼教》大概也成了吴虞的绝唱。此后，他再无惊世之作。

而在这一年，儒家也迎来“五四”拐点。如果说， 1905年废除科举制使儒家失去政治上“经”的意识形态高位，那么，在这个拐点之后其地位则是全面每况愈下。胡适评说吴虞用的“打孔家店”在30年代也被改成“打倒孔家店” ，从那以后，后者反而流传最广。从“打”到“打倒” ，添一字，恍如儒家不复存在。相反，法家地位在此后几十年不断上升。

思想之外成都时局的半个参与者

吴虞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并不在时局变化。但是， 1919年，中国在巨变，成都受此大气候的引领，加之被北京、上海等城市影响，从一开始它就暗流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