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只手“打孔家店”( 四 ) 原标题：吴虞

转眼又过一周， 30日，陈岳安给他送“《每周评论》十张来” 。这里面包括11日出版的第21期，而也就是从那期起，该报连续五期全报或大篇幅报道、评论、支持抗议运动。吴虞对此并未表述他的看法。

事实上，吴虞一直习惯在日记里记下每天的出门和消费细节，跟谁去了哪里、买了什么、花了几何，诸如此类，一一列举，不遗巨细。倘若他在书报上见到针对孔儒的批判、关于女性权利的倡导，或者他人对自己的褒扬，通常还要心满意足地摘抄一两段，附在其后。

照此看来， 100年前的5月4日，于吴虞而言很可能平淡无奇，既没出门，也无新鲜事可记。何况他身在成都。退一步来说，即便吴虞碰巧在北京，对运动有所见证、有所听闻，在日记里评上几笔的可能性也不高。他的日记很少表现出对时局的关心和兴趣，对党派也不作评议。倒是在15日，他罕见地在日记里摘抄了一段章太炎致唐绍仪书：“胡汉民诡随苟合，称子房于议和代表团中；汪兆铭厚颜无耻，欢迎逆贼朱启钤于沪宁道上；下至褚辅成辈，睢盱奔伺，丑不胜书。 ”并随后评说了一句， “据太炎之言，民国号称伟人者，其可靠者正无几矣。为之一叹。 ”而这也不过是含糊地一唏嘘，随章太炎感叹政治大人物“不可靠” ，此外并无深究。

多年后，谈中国“五四”却必言吴虞。

“五四”的主要参与者相信并倡导思想革新是“救亡”和“启蒙”的题中之意，中国也因此经历了一场两千年以来的社会思潮大变局。的确，儒学以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为标志，已经失去政治权力上的倡导、支持和维护，然而在社会思潮层面，儒学在其后十几年仍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五四”之后才急剧下滑。吴虞是这一格局变迁的推动者，自晚清起，他就一直在倡导反儒看世界，尤其是1919年所作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吃人与礼教》等文章更是被奉为反儒前沿的“战斗檄文” 。 1921年，吴虞请胡适给《吴虞文录》作序，因其一贯的思想立场被称赞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