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只手“打孔家店”( 五 ) 原标题：吴虞

思想之内打孔“老英雄”

吴虞的最大兴趣显然是在于参与思想领域的论辩和革新。历史学家唐振常的吴虞研究影响最为深远，他在《章太炎吴虞论集》（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中就说他“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 。这是理解吴虞的一个基本判断。而吴虞对“非孝”的论证基本上在1917年前已经结束。影响最大的一批文章，经华阳书报流通处经营者陈岳安的牵线搭桥，投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得以发表，如1917年2月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2卷6号）、6月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3卷4号）等。

吴虞集中批判孝道：“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 ”“孝”在他看来是家庭和封建制度之所以长盛不衰的基石，需要被摧毁，进而重建新道德。 “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 ”

这些论述和文章，既让吴虞继续遭受尊儒卫道士的围攻和排斥，也让他在北京、上海等地声名鹊起，显然，他不再是那个只在成都本地小有名气、且还是被污名化的叛逆者。

那么，两年后， 1919年，吴虞要怎样继续他的道德批判事业？5月6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句“命题《法家多原于道家说》” ，想必是要论证道家何以对法家构成影响。按原标题索引，未见该文刊载情况。不过，法家和道家的确是他在这段时间思考最密集的论题。后来扬名于思想界的《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就是这一思考的延续。 6月3日， “晚着手作《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 ， 4日， “饭后作昨文” ， 12日完毕， “寄陈独秀《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双挂号” 。

他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文中将封闭和落后归因于儒家，在他看来，受儒家伦理束缚的民众“偏要盲从死动的阻遏那新学说、新道德输入，并且以耳代目，那眼光就在牛市口以上盘旋，全不知道世界潮流、国家现象，近来是什么情况” 。为了批判儒家，他也将法家和道家作为武器：“商君的理想，是要富国强兵。 ……然而古来儒家，多以诗书孝弟为个人紧要的事，对富国强兵的反转轻视，这真是不识时务。 ”道家之所以反儒，是因为“六亲不和，有孝慈” 。他接着阐释说， “然则六亲苟合，孝慈无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