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宋代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建立( 二 )



尽管这些文献典籍的元典文本并没有发生变化 , 但是 , 宋儒奠定的《四书》体系与原来单篇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意义是不同的 。 譬如《大学》《中庸》来自《礼记》 , 而《礼记》一书早在唐代就立于学官 , 成为“九经”之一 。 但是 , 汉唐时期《大学》《中庸》在《礼记》中 , 其实是被纳入以先王治理为目标的《六经》体系 , 而宋明时期《大学》《中庸》在理学思想中 , 其实是纳入以儒家诸子“为己之学”为目标的《四书》体系 。 经过宋儒关于天理论、心性论、工夫论的经典诠释之后 , 其思想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发展 。 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对二者的区别有一个特别的说明:“训释《大学》《中庸》者 , 《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 , 今并移入《四书》 , 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 。 学问各有渊源 , 不必强合也 。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呢?

首先 , 《四书》学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大变化 。 两汉经学阶段 , 《六经》在中国学术史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 , 早期儒家的诸子与传记 , 均只是学习《六经》之学的路径、手段 , 《六经》元典才是学问的终极目的 。 但是 , 《四书》产生后 , 《六经》之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 读书人首先以《四书》为本 , 以《四书》的义理去贯通《五经》之学 。 二程提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 。 ”他们凸显了《论语》《孟子》在儒家经典体系中“为本”的重要地位 。 他们进一步解释《六经》与《四书》的关系时 , 强调《四书》更加重要与优先的地位 。 二程说:“且先读《论语》《孟子》 , 更读一经 , 然后《春秋》 , 先识得个义理 , 方可看《春秋》 。 《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 。 ”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之后 , 也是更加强调《四书》体系在整个儒家经典义理系统中的奠基地位和核心地位 。 朱熹说:“必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 , 然后及乎《六经》 。 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 , 固如此而不可乱也 。 ”“《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 , 看其它经 , 是打禾为饭 。 ”“四书”为什么是“熟饭”?因为它们直接集中了全部的天地万物之理 , 他说:“《大学》《中庸》《语》《孟》四书 , 道理粲然 。 人只是不去看 。 若理会得此四书 , 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与此不同的是 , 《六经》之义理与宋代人有“隔” , 他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 , 《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 。 ”可见 , 朱熹不仅重视“四书” , 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要超过“六经” 。

其次 , 体现出中国思想体系的重大变化 。 《六经》与《四书》不仅仅是经典体系的差别 , 更是思想主体、思想观念的重大差别 。 《六经》的思想体系是以礼为本 。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 对孔子为了复兴西周礼乐文明而编《六经》的过程作了论述 。 而《礼记·经解》一文 , 认为《六经》之教的目的就是礼教和礼治 。 南朝皇侃因此说:“六经其教虽异 , 总以礼为本 。 ”如果说《六经》系统是以礼为本的话 , 那么《四书》系统则是以仁为本 。 孔子及早期儒家的《四书》体系 , 主要是一个以“仁”为中心的思想体系 , 既包括志士仁人的人格精神 , 也包括仁民爱众的人道秩序 。 孔子认为礼的社会秩序的实现 , 必须建立在个人具有内在仁德的基础之上 。 应该说 , 儒家的《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是互补的 , 即《六经》的礼乐政制思想与《四书》的仁义道德思想是一种互补关系 。 但是 , 《六经》体系与《四书》体系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 汉儒重视《六经》之学的研究 , 故而强调以礼为本的外王之术 , 将《六经》之学与国家治理、典章制度紧密结合起来 , 强调学术直接为汉唐政治服务 。 宋儒重视《四书》学研究 , 故而强调重视以仁为本的内圣之道 。 从汉学的《六经》学演变为宋学的《四书》学 , 体现出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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