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 九 )


实际上,长广先生与宿先生关于云冈石窟分期之论争,是一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的大辩论 。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 。尽管这场论争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如日本吉村憐1990年11月在『國華』第1140號发表的「論雽??叩木幠辏号?u宿白、長廣學說」 , 不过长广先生后来写到:“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 , 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 。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宿先生所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科学性 。
宿先生认为:虽然石窟寺考古有其共有的宗教特征,但由于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石窟寺也同其它考古材料一样 , 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如古龟兹地区的石窟寺 , 它的发生、发展既不同于葱岭以西的中亚和南亚地区,也有别于敦煌以东的内地 。而龟兹佛教文化中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 , 对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则要比其它窟龛形式和画塑的影响更为重要 。此外,宿先生对克孜尔石窟洞窟类型和洞窟组合关系的研究,是他对龟兹石窟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 。五世纪前半期凉州一带的窟龛造像 , 大约是自敦煌以东最早形成的重要佛教遗迹 。它可能是承袭了魏晋以来洛阳及其以西的佛教传统,并结合新疆于阗和龟兹两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 。而五世纪后半迄六世纪初北魏平城(今大同)开凿的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 , 虽然受到早于它的凉州的影响,但在窟龛形制、造像组合及形象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是与北魏汉化的不断深入相关联的 。而它直接的借鉴,可能是当时平城兴建的具有越来越多中原和南方因素的地面佛寺 。平城 , 是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武州山石窟寺的创新,即平城模式,很快便成为北魏境内各地开窟造像所仿效的典型 。北魏迁洛后,洛阳附近出现的石窟寺大都可视作武州山石窟寺工程的继续 。而洛阳地区石窟寺稍后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可能源于在形象造型和装饰上更多受到南方影响的洛都地面佛寺 。敦煌莫高窟虽邻近新疆,但现存的窟龛造像,更与武州山石窟寺和洛阳地区的北朝石窟接近,这大约与北魏当时逐渐强化对敦煌的控制有关 。而敦煌那里保存的诸多古代遗迹 , 尤其是辉煌的艺术巨制,主要应转手于当时东方的某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江南栖霞山和石城龛像,既表现了它们与中原更早一个阶段的联系,也反映出它们对北朝佛教龛像的影响 。十三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藏传佛教的东布 , 藏式龛像亦出现于内地 。杭州飞来峰和吴山的遗迹,是我们了解萨迦派所奉尊像的重要实物 。而莫高、榆林两处的藏传密迹,又是探索唐密和藏密及其相互关系的极为难得的形象材料 。
1998年第2期《文物》,刊发徐苹芳长篇书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 。徐苹芳认为:《中国石窟寺研究》,“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 。”“我写这篇文章便是要从阐明这部学术著作的意义上来做些评论 , 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 。”“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
藏传佛教遗迹 , 历来是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1996年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代表了九十年代藏传佛教寺院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藏传佛教考古的里程碑 。在开拓这个新领域的过程中 , 宿先生既注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能把中国传统的考据手段和西方近现代较先进的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 , 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成功而有益的探索;在藏传佛教寺院制度、造像的配置与组合、古代建筑的分期、西藏本土同内地及其与印度和尼泊尔佛教之关系、历史上各教派之兴衰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罗炤在1998年第7期《文物》发表的《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写到:“宿白先生在西藏历史考古学领域中的筚路蓝缕之功,值得钦佩和讴歌 , 他献身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与奋勉 , 更让人崇教 。”2000年,沈卫荣《评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刊发王尧主编《贤者新宴》,他认为:“宿先生既重实地考古发现,也重文献资料,对每个古建筑遗址,都力求在文献资料中找到佐证,令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读宿先生之文,则不仅发现他治学之方法紧循王国维先生之轨则,可谓神理相接 , 一脉相承 。”“不但常读不厌,而且每读必有新的收获 。”“宿先生奉献给学界的这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依然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部全面讨论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研究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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