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先生要求：我带领龙门石窟年轻的考古人员做测绘、文字、影像和墨拓记录，在此基础上整理出龙门石窟东山擂鼓台区窟龛考古报告；我们不参与报告的具体执笔，但要做现场指导、核查和后期的修改工作 。2006年4月18日 ， 我为此再次陪同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先生到现场考察，宿先生对前期所做测绘和文字记录都做了具体指导 。最后说：他第一次来龙门石窟是1952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到龙门了 。
“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的负责人是宿季庚先生，但因先生年事已高，我受命代先生在现场做实际工作，或者说是作为先生助手参与实施，尽管我深知自己并不称职 。宿先生一直说佛教考古是操作性的，实习很重要 。2008年8月20日，先生再次对我说：搞石窟寺考古是操作性的，佛教考古主要是田野工作，做考古学的全面记录不是坐在家里就能完成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 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关于龙门石窟擂鼓台区考古报告的体例，我们在仔细研读日本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共著《云冈石窟》考古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经与宿先生商量，最后决定按照一般考古报告的体例编写，不仿效日本学者那种正文与图版说明分开的编排方式，因为龙门石窟擂鼓台区窟龛较云冈石窟要简单的多 。为此，我与文物出版社蔡敏先拟出擂鼓台区窟龛考古报告的编写大纲，经项目组成员充分讨论并由先生修改后执行 。2009年3月23日 ， 宿先生看了擂鼓台区考古报告草稿后再次强调：《云冈石窟》的编排方法，对云冈石窟合适，对别的石窟群不一定合适 。他还说：假如就是这三座洞窟，我们可以帮助龙门石窟研究人员大改，甚至我们可以代他们重写，但我们是教员 ， 教员的成果是学生 ， 我们要培养人才 。遗憾的是，宿先生晚年倾注大量心血的《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由于各种人为干扰先生没能亲眼目睹其最后印行面世 。这是永远的遗憾！
作为杰出的考古教育家，宿季庚先生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其丰富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在历史考古学界，包括佛教考古领域培植的严谨学风和以身作则、昭示后学的高尚师德，他是“以德立身、以身立教的楷模，传道受业、为人师表的典范 。”
三、至善的智者
作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人 ， 宿季庚先生以其深厚的考古学与文史哲功底，将本学科与其它边缘学科融会贯通、纵横驰骋，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 。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 ， 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 。具体说来，“先生开辟城市考古新局面”“确立墓葬考古新范式”“将手工业遗存置于考古学体系之中”“创立宗教考古，对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倾力尤多”；“先生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领域”“在中外文明交流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先生深谙古代文献，精通版本、目录”；“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 。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缉丛》等著作 ， 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 。宿先生的许多论著，都曾荣膺国内外大奖，如《中国石窟寺研究》先后获美国史密森学院和日本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颁发的“岛田著作奖”（1997年）、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8年）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在十一项获奖专著类中，只有宿先生此书为个人所著，其余十项皆为集体完成） ，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荣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年），《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更于2001年摘取国家图书奖桂冠 。
现以《中国石窟寺研究》为中心，简述宿季庚先生在佛教考古学科的卓越贡献 。《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佛教考古和佛教艺术的必读之作 。
文章插图
《中国石窟寺研究》 ， 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1997年9月26日下午，令世界艺术史界瞩目的第三届“岛田奖”颁奖仪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举行 。该奖项,是美国史密森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所属弗利尔艺术馆和塞克勒艺术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与日本京都大都会远东艺术研究中心（Metropolitan Centre for Far Eastern Art Studies，Kyoto）为纪念已故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岛田修二郎于1992年设立的，每两年举办一次，目的是奖励那些在此间出版的用任何语言文字撰写的有关东亚艺术史研究的杰出著作 。“岛田著作奖”，是国际学术界在东亚艺术史研究领域中设立的一项大奖 。这是中国学者首获此奖，值得庆贺，令人欣慰！我们认为：宿白教授获此殊荣，既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贡献所给予的极大荣誉，也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充分肯定与赞同 。正如弗利尔艺术馆前任馆长、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所强调的那样：“本书既使用了全新的材料，又提供了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 “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美术史宝贵而深刻的洞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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