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武工队叛徒?《敌后武工队》主要内容( 二 ) _生活百科

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武工队还建立了伪军花名册，又叫作“善恶录”或者“红黑豆” 。哪一位伪军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上一个红点，若是做了坏事就记上一个黑点，等黑点积攒到了一定的数量，武工队就会将他处决掉。
这样一来，迫于害怕的心理，伪军的行动有了很大的收敛，再也不敢对老百姓那么肆无忌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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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武工队
王新亭后来回忆说：“对敌斗争的实践证明，武装工作队是当时对敌斗争的较好组织形式。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充分发动群众狠打猛攻。”
武工队在日军占领区神出鬼没，日军不将在外“扫荡”的部队调回来一部分看家护院。如此一来，自然就减轻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压力，有效地支援了八路军第129师实施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
武工队的诞生，作为刘伯承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42年这一年，在刘伯承的“敌进我进”方针指导下，八路军平均每4天就会打3次仗，粉碎了日军的10次大“扫荡” ，以及多达262次的小“扫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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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太行山根据地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刘伯承过50岁生日的时候，太行山根据地的军民纷纷前来为他庆贺，就连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在赠词中写道：“戎马生涯五十年，凭歼日寇镇幽燕。将军猿臂依然健，还我河山任仔肩。”
也就是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刘伯承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自勉：“勉作布尔什维克要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中，把握当前具体情况实践之，要在危难中发挥顽强性，要在实践中致力学业。”
刘伯承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在当时那个抗日斗争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他一边指挥第129师抗击日寇，一边为了寻求战胜日寇的门道，依然坚持军事理论写作和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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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次翻译关于苏联的军事读物时，刘伯承总要提醒读者，强调他们注意“我军与苏联红军的不同之处，要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
刘伯承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运用到了抗日斗争的实践中，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敌进我进”军事理论。
1943年的春天，由于刘伯承坚持采取使用“敌进我进”的人民游击战争，才使得晋冀鲁豫抗日军民从困难的低谷中走了出来。
然而，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这让冈村宁次变得不安起来。在日军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记载：

“太行军区的八路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精锐部队” ，该部虽屡遭“扫荡” ，但因巧妙运用退避战法，保持了战斗实力。正通过“精兵简政”以图再起，同时继续对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军官民行使各种政治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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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
以冈村宁次为首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刘伯承指挥的八路军第129师当成了在华北地区的最大敌人。
因此， 1943年5月5日，日军对太行山腹地又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大“扫荡” 。
这一次，日军派出了一支挺进队，伪装成八路军战士。他们不走村庄和大路，目标是偷袭八路军第129师的师部领导机关。
与此同时，参与“扫荡”的日军大队人马分别从潞城、武乡、辽县、沙河、武安、林县出发，企图把第129师主力部队合围在辽县、涉县之间的清漳河两岸。
在战术上，日军采用的是步步压缩合击的“梳篦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