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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剂与疾病对应关系的思考

健康知识疾病中医病理

【关于方剂与疾病对应关系的思考】“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模式 。现代中医面对的多是西医有特定病理生理改变、诊断相对明确的疾病 。如何认识这些特定的病理生理变化，发挥自身优势，提高临床疗效，是现代中医临床不可回避的问题 。3354中医的辨病、治未病、开药方，并不是简单地把西医的病理生理变化考虑进去，而是运用中医理论认识现代科技方法观察到的病理生理变化，探索疾病辨证论治规律的一种方式 。
辨病指导下的方病对应治疗，比单纯的辨证治疗更有针对性和可重复性 。因此，临床组方与证对应相结合，以疾病为主轴，总结疾病的辨证论治规律，探索疾病发生发展各阶段的疾病特点及相应的治疗方法，在中医临床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
在疾病的临床诊疗中，中医多根据临床症状和病因作出“病”的诊断，并在四诊的基础上总结出“证”的概念 。然后根据“证”的寒热虚实，采用天然药物的阴阳属性，调整或纠正机体阴阳的虚实和衰，使阴阳平衡，秘而不宣 。“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一直是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两种模式，两者相互交叉、相互参照 。以“辨证论治”为基础，证候形成的原因和病机决定了方药的选择，而方药配伍对应着“证”所包含的病情、病位、病性等信息以及脏腑与血液的复杂关系 。这种诊治疾病的模式称为“方证对应” 。以“辨病论治”为基础，疾病的内在病理生理变化，即疾病的内在发生发展规律，决定了方剂药物的选择，方剂药物配伍以疾病的病理生理变化为目标 。这种模式被称为“方病对应” 。虽然早在《内经》就讨论了方剂与疾病的对应关系，现代临床医生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其应用于疾病的诊治，但系统的讨论却很少 。
随着西医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绝大多数现代中医诊所面对的不再是含糊笼统的中医疾病名称，如胃脘痛、心悸、腹泻、胸痹等 。而是西医诊断相对明确，有特定病理生理改变的疾病 。如何认识这些具有特定中医病理生理变化的疾病，如何发挥整体辨证的优势诊治这些疾病，如何提高中医方剂治疗的针对性，已成为现代中医临床不可回避的问题 。因此，系统梳理“方病对应”与“方证对应”的历史发展、临床应用及区别，对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
“方病对应”的历史演变
“方对应病”的中医诊疗基础是“辨病论治”，源于《内经》 。在103010中，对相关病名的引用较多，如痹证学说、痿证学说、咳嗽学说、寒热病、水肿发热等 。强调明确疾病诊断的重要性 。《内经》治疗疾病的方剂虽不多，但多以辨病论治为主，以对应方剂为主要治疗模式 。比如《内经》说：“心若饱，吃到黄昏不能吃，要用鸡箭对待 。一剂已知，二剂已尽”；103010话：“有病生气的人，用生铁喝”等 。这应该是中医“方对应病”治疗模式的开始 。东汉末年《素问腹中论》年，重视脉象的治疗，强调某一疾病的传变，并建立了相应的治法和方药，如太阳病用桂枝汤、麻黄汤，少阳病用小柴胡汤，阳明病用白虎汤、承气汤，太阴病用理中汤，少阴病用四逆汤 。同时也有辨证论治的专方专药，如治疗狐病的甘草泻心汤、治疗百合病的百合地黄汤等 。促进了“方病对应”的发展 。东晋医家葛洪指出，临床应“辨病名，同类续，不先混淆”；孙思邈在唐代主张“夫欲治病，先察其源” 。这里的“疾病分类”和“病源考辨”表明，当时的医生注重探索疾病的病因病机，注重辨证论治 。《素问病能论》、《伤寒杂病论》与仲景相比，在专病方中有所发展，如羊胆(羊甲状腺)、海藻、海带、黄连黄连止渴、苦参治痢疾、羊肝治夜盲症等 。到了宋金元明清时期，辨证论治发展迅速，而辨证论治发展相对缓慢 。然而，也有许多医生重视辨证论治 。如宋代陈艳的《千金方》指出：“病要辨证，治要随证 。”清代张路在《外台秘要》卷13至卷15中列举了内外病、妇科病、小儿病的专方 。清代徐陵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五科凡例》指出：“欲治百病，必先知病名，而后查明病源 。知道他生命的起源，他应该区分他生命的原因和症状，然后检查他的治疗方法 。”到了现代，随着中医临床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和升华，许多中医临床医生重新审视辨病论治的重要性 。著名中医专家岳美忠教授曾说：“现代中医界有一种错误倾向，只强调证而不强调严重 。原因是通过治疗八纲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症状，可以解决各种疾病 。我觉得这是辨证论治的庸俗化 。病是基本矛盾，证是主要矛盾，各有特殊性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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