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理-法-方-药”是中医辨证论治中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一个基本的程序和过程 。
什么原因？什么方法？什么派对？什么药？但在“药”这个点上，应该说还没完，要有个“量” 。
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 。方子和辩证思维都不错，这里的“理-法-方-药”到“药”也不错，但是效果差，或者没效果 。然后有经验的老医生稍微调整一下剂量，效果就出来了 。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在“理-法-方-药”之后，要加一个词，就是“量” 。剂量应该说是中医里面一个非常核心和关键的问题 。
我们知道西医在治疗上也特别注重量，比如抢救心力衰竭的时候，要做到数字化 。
那么，“化学”是什么意思呢？个体化，让心力衰竭得到纠正，心率真正下降 。
抢救休克的时候，我早年做的博士论文是休克和感染性休克，做了200多个病例 。我们当初用6-542的时候，也是需要个体化，才能真正做到阿托品化 。
阿托品化的时候，不是一两个，甚至不是三四个，而是几十个，直到手脚发热 。西医治疗讲究量，中医治疗也讲究量 。
众所周知，中药的秘密在于剂量 。我记得我上大学时，我的大内科老师是任继学教授，他在第一堂课上给我们讲了这个问题 。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 。当你是学徒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你药方和药，但如果他不告诉你数量，你还是“蒙在鼓里” 。所以中药的秘密在于剂量 。
我们说，如果你有十几年的“理-法-方-药”辨证的临床经验，应该能掌握基本的东西，但用量会有相当大的差别 。
这个药量有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的一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就是小剂量，所以一辈子都是小剂量 。有的老师服用大剂量，但会终生服用大剂量 。
所以师徒关系影响很大 。和伤寒大师曹一样，是靠自己成名的 。他早期麻黄用量很少，1.5g或者3g用 。但后来几年麻黄用量越来越大，用了15g 。
他觉得15g麻黄治疗外感发热的效果远高于小剂量 。
不过麻黄15g对于很多疾病应该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是一开始受剂量小的影响，所以一直在慢慢摸索 。
那么剂量问题是如何引起这些想法的呢？其实在1983年，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柯教授就在《上海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伤寒论》药物剂量的考证 。
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伤寒论》中的一两是15.625g，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教材《伤寒论讲义》包括我们的参考书都说《伤寒论》中的一两等于3g，相当于现在的一美元 。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大家都很重视 。
1983年，我在安徽攻读硕士学位，师从中医大师李济仁 。我当时发现这篇文章后，很惊讶，因为老师都说一两等于3g 。怎么突然一两等于15.625g？
差了五倍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的剂量真的值得反思 。如果是假的，那么现在的剂量就是真的 。
为了搞清楚是什么，我做了详细的考证 。这个考证花了我很长时间，一年多，然后又花了很多时间 。
到1996年，我在《中国医史杂志》上写过一篇专题文章，叫《“神农秤”考》 。其实是对一两等于3g，甚至一两等于6g的观点，以及正确与否的考证 。
这是一篇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 。1994年，在中日国际交流会上，我和日本老师蜀道新村进行了一次专题辩论 。他们在日本的观点是一两等于1.6g，比我们的15.625g小十倍
【中医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最早是从孙思邈开始的，因为孙思邈在《千金方》的序言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梁朝陶弘景的论述 。梁弘经《本草经集注》中专门论述了度量衡问题 。当时唐朝的度量衡还是一铢一百粟，也就是一铢一百粟粮，这是从汉朝延续下来的用量 。
唐代有大秤和小秤，但小秤越来越不适应日常生活和商业交往，所以从隋代开始，逐渐有了大秤 。大秤是做生意用的，小秤还留着入药，小秤还是汉朝的那些，100粟就是一铢 。
但陶弘景记载十粟为一铢，十粟粒为一铢 。孙思邈当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
所以这么小的规模，比我们现在的一般规模小十倍 。它是什么样的规模？所以他在这里画了一个问题，当时有神农秤吗？神农秤就是这样得名的 。
所以我1996年《中医医史杂志》发表的文章《“神农秤”考》，就是为了求证神农秤是否存在，神农秤是否为孙思邈所用 。我得出的结论是，孙思邈用的肯定不是神农秤 。
所以虽然他自己录了这样一个问号，但他其实并没有用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中医主要是在唐代从和尚鉴真传入日本的，当时许多医学书籍被带到了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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