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为什么清朝无法实现近代化？西方学者：农业压倒一切，精英不在城市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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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北京后，清朝统治者以构成旗人的满洲人、蒙古人和早期投靠他们的汉人取代了前明朝朱家皇族而居封建王朝最高层。
这些人都是跟着清朝皇族打天下的军事勋贵集团，这极大的加强了军人精英的地位。
但是因为满汉的区别，军人的地位提升变成族群的地位变化，满蒙军人地位提升，汉人军人地位低下，所以军事勋贵集团的出现并没有一般地提高军事职业也就是兵的社会地位。

而士、农、工、商这四种最符合理想的职业来说，其地位一如既往。
渴求声望和官爵的士大夫和功名士子构成最高贵的等级，农民是包含着收入和地位方面种种差别的一个形形色色的阶层，工匠和商人尽管居理想职业等级的低层，但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其中有从低贱的沿街摊贩到富甲一方的盐商。
用下列醒目的概念来描绘中国社会分层的明显特征是恰如其分的：

(1)阶层开放的社会；
(2)单一职业的社会；
(3)全地区性的职业专门化人才的流动；
(4)小规模土地集中占压倒优势基础上天量小地主的存在；
(5)农村中的穷人多是佃农而不是工资劳动者。

在上述的每一个方面，中国都与包括日本和俄国在内的许多即将进入近代社会的古典社会显然不同。

1、中国社会阶层开放的性质指的是，没有什么法律障碍去堵死人们向上或向下流入任何一个主要社会阶层的途径。

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其精英人口的不断变动。
所谓精英人口可广泛地界定为包括功名士子（其中有些可获准担任官职) ，地主，富裕农民和（实际上的，如果不是理想上的）富商。
要想进入这个只占人口5%的人上人的小圈子，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历尽十年寒窗苦，参加朝廷主办的科举考试；另一条是靠金钱，金钱通常可以投资于土地，不过转而用以从商或者放债也不难。

许多有功名的人确实出自富足地主之家，另有一些人又把功名变成了财富，但是功名和财富并非完全是到处都叠合的，它们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显然大相径庭。
秀才之类未必就能腰缠万贯，而直到19世纪，腰缠万贯的地主也不见得就能确保家中至少能有一个人获得功名。
既求功名又想置地的人多如牛毛，而且正如继承习惯造成财的稳定转手一样，科举也几乎向所有的人敞开了大门。

2、在有学问和有钱财的人们当中，追逐官职和功名的理想是如此之强烈，以致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清代中国是一个单一职业的社会，全民为了功名，为了做官。

从明代中期起，接受其他职业选择的现象开始日渐明显。
这些职业大都以某种方式与官宦有联系，这就使得对官宦价值的认可和对其生活方式的模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受到鼓励。
随着其他职业的出现，惟做官是求的概念继续因为人们趋而效之而占据主导地位。

比如，地主的管家、药物学者、灌概技术人员在学得一技之长后，仍甘心为士子们效劳。
中国阶层开放的模式继续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最理想的仕途上，而日本和沙俄则相反，那里阶层封闭的制度使得精英地位变成大多数人不可企及的禁地，也把民众的兴趣疏通到五花八门的职业上去。
其他职业是作为一种慰藉而存在的，或者对于那些想在将来光耀门庭的人来说，是获得追求仕途所需财源的一种手段。
当官任期的短暂性促使那些最飞黄腾达的人也会考虑其他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