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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臣家庙的父子另立理解家庙在南宋的意义后，应当会产生进一步的疑问：家庙的继承情况是如何？如果某家庙主人的后代，同样对于国家具有相当贡献时，应该是直接继承家庙？还是另外建立一个家庙以彰显之？在南宋就有两个父亲已被赐有家庙后，其子又另立的例子，如秦熺与史弥远家庙。（一）秦熺别立家庙在秦桧当国时，秦熺依靠秦桧在朝廷的势力，迅速进官，到了绍兴二十四年（1154）官已累至少傅，又进封嘉国公。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在重病濒临死亡前夕时，又进封秦熺少师，并要求致仕退休。秦桧死后没多久，秦熺以原先高宗赐第与家庙无人管理，并请原在外担任通判的堂兄秦烜（？-？）回任中央，以便专守家庙，高宗从之。秦熺这样的举动，被认为是有另有目的。当时任殿中侍御史的汤鹏举（？-？）上奏认为秦熺这样的举动是为了："稽查百官之向背。"虽然汤鹏举认为秦熺的动机不单纯，但仍认可由秦烜继承秦桧家庙，秦熺则别立家庙，据《宋会要辑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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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变化相当奇怪，既然秦桧已死，赐第与家庙的继承人应当是其子秦熺才对，怎么会是姪子秦烜？查其原因乃是由于秦熺先前的上奏所致。若汤鹏举的推测属实，则秦熺是用家庙的继承做为幌子，探测朝廷对于秦家的向背。汤鹏举认可他的申请，并说明秦熺已致仕退休，可以别立家庙。然而，这样的举动，本文推测汤鹏举乃是以别立家庙作为安抚的手段。秦熺是少师致仕，官品为正一品，按照《新仪》的规定，秦熺的别立家庙当是立五庙。但此时的秦熺家庙并未与官员本身的功绩有关。秦熺之所以能别立家庙，乃是作为安抚作用，况且，真正将南宋家庙制度与重臣功绩做确实连结的是在孝宗朝。下面谈到史弥远家庙时，即可更清楚的看出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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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弥远家庙从孝宗给赐史浩家庙的敕命中，我们可以清楚理解南宋家庙制度所代表的意义：南宋的家庙制度是针对有功劳于国家的重臣，用以彰显其勋劳的特权。这样的定义，孝宗朝更加制度化。此外，在孝宗朝时，曾经发生家庙祭器给赐上的争议（详见下章），其争议来源是韩世忠之子韩彦古申请其父亲的家庙，但遭中书舍人陈骙（1128-1203）的弹劾，最后由孝宗裁定给赐，然而，孝宗最后是以韩世忠是"中兴勋臣"为理由特赐。因此本文推测，家庙可能在孝宗朝确立为标榜重臣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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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弥远在嘉定元年（1208）十月，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十一月丁母忧去位。与此同时，皇太子上奏宁宗，希望能够给史弥远赐第，方便就近服丧与咨询国政，宁宗因此而赐第给史弥远。嘉定十四年（1221）宁宗按照"淳熙典故"下诏给赐史弥远家庙。史弥远在被赐家庙后，乃于嘉定十五年（1222）上奏感谢宁宗给赐家庙与相关祭器，宁宗回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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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脉中可以看出，宁宗之所以赐史弥远家庙具备了几个条件：首先，史弥远被赐第以达十四年，按照"淳熙典故"给赐家庙；第二，给赐史弥远家庙，乃是因为史弥远对于国家有功，以此回应史弥远的"殊勋"。从上述两例可以看出清楚的分界，在孝宗以前，家庙制度虽然也有肯定重臣对国家勋劳的意味（如：秦桧与杨存中家庙），但秦熺的别立家庙，并非因为秦熺对于国家有特别功勋，而可能是用以安抚作用而已。直到孝宗朝才将家庙制度定调为标榜重臣功勋的建筑，因此，史弥远的别立家庙，是因为其本身的作为，让当朝皇帝（宁宗）有所感受，因此在符合"赐第为赐家庙的前奏"的"淳熙典故"下，给赐史弥远家庙，用以回应他对于国家的功劳。四、家庙的赐匾额在家庙建筑完成后，仍须向朝廷取得赐扁额，以便承认家庙的合法性。与宋代对其它寺庙管理相同，赐额即是确认这间庙受到政府的管理与承认。在南宋的礼书《中兴礼书》虽然记载家庙的审核流程，但没有明说是否需要政府的赐扁额以确认家庙的合法性。由于资料的残缺不全，目前仅能依《咸淳临安志》对于刘光世家庙的记载，来说明这样的情形，其记曰：《中兴礼书》《咸淳临安志》

来源：(搞笑飞哥采风另一种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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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评选|南宋家庙是怎样是怎样评选的，它的实际运作及其时代意义如何？(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