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最常见的是民间百姓为贤德之人“立碑颂德”，官员有惠政而吏民撰文立碑以歌颂恩德令其“不朽”。《后汉书·循吏列传》载，童翊，字汉文，“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晋书·傅咸传》载，（傅祗）为荥阳太守，“乃造沈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魏书·高允传》：“河内常景追思（高）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隋书·樊叔略传》载，樊叔略为汴州刺史，“在州数年，甚有声誉。邺都俗薄，号曰难化，朝廷以（樊）叔略所在著称，迁相州刺史，政为当时第一”。“百姓为之语曰：‘智无穷，清乡公。上下正，樊安定。’征拜司农卿，吏人莫不流涕，相与立碑颂其德政。”“立碑颂德”虽有虚夸的成分，但也反映了百姓对惠政的渴望。“立碑颂德”的撰文“立言”，往往是吏民请当代知名文人所为，如《北齐书·袁聿修传》载，袁聿修任信州刺史，“为政清靖，不言而治”，“还京后，州民郑播宗等七百余人请为立碑，敛缣布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纪功德”。“纪功德”是当前的事，“立碑”用存令其“不朽”则更为重要。
又有“以文报德”的提出，以撰文“立言”报答他人恩德。《魏书·常景传》载：“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娉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司徒崔光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高）允之德。”前述的为亲人立碑，为贤德之人立碑，亦是“以文报德”。
但“以文报德”或走入邪路。《北齐书·魏收传》载，魏收“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他对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阳休之父阳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而魏收为其作传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是不顾事实的虚妄书写。魏收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认为自己作史书，就可以随己好恶、任意褒贬，妄作书写，他收取乱国之贼尔朱荣之子的贿金，便论尔朱荣云：“若修德义之风”，则如大彭、豕韦、伊尹、霍光，“夫何足数”。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称：“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魏收心术不正故史德缺失，其“以文报德”是有问题的。故古称“立言”的本义，重在“言立”，“言立”的重要标志就看是否“修辞立其诚”，是否实事求是。
“缀缉遗文”与“立言不朽”
既然是“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而“不朽”，故“立言”能否保存下来并传播，重要性极大。古时多有保存与编纂家人、父祖“立言”的事例，以求其“不朽”；这也是“以文报德”，以保存与编纂文集报答父祖恩德，以父祖“立言”为其“不朽”。魏明帝在太和四年（230）下诏，将其父魏文帝的《典论》刻碑立于宗庙门外，一方面当然是国家的文化建设大事，但亦有传播父亲的著作以求“不朽”的愿望，而之所以是石刻，即墨子所说“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之义。再看南北朝时的事例。《南齐书·袁彖传》载：“（袁）（见图2）在雍州起事见诛，宋明帝投（见图2）尸江中，不听敛葬。”袁觊之子袁彖“与旧奴一人，微服潜行求尸，四十余日乃得，密瘗石头后岗，身自负土。怀其文集，未尝离身”，他视文集是其父最可宝贵之物，保存其父的文集就是期望其父“立言不朽”。《陈书·陆从典传》载，陆从典最为从父陆瑜所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从典，从典乃集（陆）瑜文为十卷，仍制集序，其文甚工”，陆从典编纂陆瑜文集并作序，就是保存“立言”以为其“不朽”。也有无法保存“立言”的情况，如《北史·卢观传》载，卢观、卢仲宣，“兄弟俱以文章显，论者美之。位太尉属。魏孝庄帝初，遇害河阴。及兄观并无子，文集莫为撰次，罕有存者”。因卢氏兄弟没有儿子，故文集没有撰次，文章散逸，故无“立言”可说。《颜氏家训·文章》载，颜之推之父颜协，“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颜之推未能为其父编次文集而“立言不朽”，是他永久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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