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鹿鼎记》里，叙韦小宝回扬州办事，听闻吴三桂举兵造反，叫师爷诵读解说朝廷斥责吴三桂的诏书。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以及天地会的李力世等在侧旁听，均想：“圣旨中只说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斥责吴三桂忘恩负义，不提半句满汉之分，也不提他如何杀害明朝王室，可十分高明，好让天下都觉吴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该。”
这一道诏书，历史上称作《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实际作者是当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熊赐履。正是他引导康熙帝躬行儒学，集中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后来又被选中辅导皇太子，可见康熙帝对他的器重之深。他的《澡修堂集》里，有一首诗曰：“存诚主敬工夫大，列圣相传只此难。何物老伧堪受此，衔恩出直泪阑干。”就是康熙帝赐予他一副对联，圣恩浩荡，让他这个“老伧”感动得涕泪交流，因此而作了这首诗的。
按说“老伧”之谓，乃是南方人的脏话，比如章炳麟的《新方言》就解释道：“今自镇江而下，浙闽沿海之地，无赖相呼曰老伧。”熊赐履是湖北孝感人，此前一度蛰居江宁。江宁是南京的旧称，和镇江离得很近。他以“老伧”自居，那就好比是北方人骂“老王八蛋”，非但不文雅，兼且不自重。
一个人要感谢圣恩，无论如何谦卑，总不至如此自辱。熊赐履却是当真做过一件缺德事，结果被人揭发，弄到革职出京，因之自称“老伧”倒是不算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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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赐履
忠肝义胆 帝王之师
熊赐履是崇祯八年（1635年）生人，父亲熊祚延是明末秀才。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横扫湖北，熊祚延组织团练反抗，被流寇所杀。熊赐履没了父亲，全靠母亲拉扯大。他闭门苦读，顺治十五年（1658年）高中进士，光耀门楣，康熙四年（1665年）升任内翰林弘文院侍读。
清朝当时没有设立内阁，而是分立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简称内三院，后来又把翰林院合并进来，分别称作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内翰林弘文院的职责是议论古今政治得失，给皇帝和皇子讲课。熊赐履推崇理学，曾著《闲道录》抨击王阳明的学说，提倡“明善”“主敬”等宋儒观点，思想上比较复古，所以又有人批评他是反动理学家。
是否反动，无关宏旨，且不去管他。但是宋儒的忠义精神，确实影响了熊赐履，使他面对看不惯的事情，可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不畏惧权势。正是《闲道录》完稿那年——康熙六年，他大胆上奏：“王道必以正心为本。”批评鳌拜等四大辅臣的做法是祸国殃民，破坏社会稳定，进而指出要依靠儒学，使满汉团结。鳌拜厌恶他妄言朝政，要治他的罪，康熙帝却非常欣赏他的意见，表示：“彼自陈国家事，何豫汝等耶？”硬是将他给保了下来。
鳌拜集团覆灭后，熊赐履升任内翰林国史院学士。内翰林国史院的职责是撰拟表章、编纂皇帝的言行实录，这就使他和皇帝的关系更近了。康熙九年八月，内三院被并作内阁，又重新拆出翰林院，由熊赐履担任掌院学士。这以后的几年里，熊赐履深知皇帝年幼，尚可塑造，因此竭力讲学，千方百计给皇帝灌输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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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
康熙十二年，朝廷决计撤藩，熊赐履积极辅佐皇帝平叛，韦小宝听到的那篇《宣谕云贵等处官民敕》就是他所拟的。敕文要求老百姓各按职业，并不株连，有能擒斩吴三桂者则予以重赏，有率众来降者则论功叙录，从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吴三桂的势力。康熙十四年，以熊赐履素有才能，居官清慎，升他做了武英殿大学士，官居正一品。
误拟票签 五内俱焚
其实撤藩之前，熊赐履持的是反对意见。他知道历史规律，撤藩则三藩皆反。但是皇帝坚决撤藩，儒家的忠君爱国之念，激发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义无反顾，支持皇帝。这是儒家精神中追求道德完美的一面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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