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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生活于明朝末年，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累世显宦之家。因为先辈均是饱学之儒，所以他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他在世之时，就给自己作了一往篇《自为墓志铭》。我们都知道，墓志铭是人死后家属或世人为他刻立的功德碑，多为歌颂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称赞性的文字。可是张岱不同，写出自己的坏毛病。以下是部分内容：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莨，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文中“好梨园、好鼓吹……茶淫橘虐，书蠹诗魔”似乎是一种追忆，同时也充满着自负的意味，因为他不只是停留在“爱好”这个层面，他几乎精通明末所有的艺术门类，而且能跟这些门类里的顶尖人物深入探讨交流，成为朋友。比如梨园，他与此道行家祁彪佳、彭天锡都是好友，张家家伶曾说“主人精赏鉴，廷师课戏，童手指千傒童到其家谓‘过剑门’，焉敢草草！” 他自己也说，“嗣后曲中戏，必以余为导师。” 张岱创作的《乔作衙》一剧演出当日万人空巷，观者勾抚癫狂。比如书画，张岱与姚允在、曾鲸、陈洪绶来往甚密，其书画意趣更倾向于松江画派的理论，正如同他的小品文一样，萧疏淡远。张岱对徐文长的书画也颇有见解，或许源于张岱高祖曾祖祖父与徐文长的交谊，他似乎对徐文长颇为青睐，诗词也下过功夫学仿。比如茶道，从张岱拜访桃叶渡闵公的故事可见一斑，闵汶水以“见茶之茶，见水之水”的功夫为人称道，张岱一席茶间，就分别从茶产地，水产地，采茶时节等方面，判断出闵公在骗他，并因此和闵公结为好友。张岱与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曾勇参与考取功名，但他对功名似乎不太在意。他曾说过，“甲第科名，至艳事也。黄榜一出，深山穷谷无不传其姓氏，而身殁之后，除立德、立功、立言，则鲜有传于身后者矣。”由此见识，他不同于当时拘泥于涉取功名的大多数读书人。晚年时，笔耕不辍，也存着立言的心思。与他人不同的是，张岱是以史者自居的。张岱以三十年之力作成《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记事从开国至南明，其中对晚明党争的记载与看法分外犀利。比如对东林党的看法，在《与李砚翁》里直抒胸臆：“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张岱在《石匮书》里曾言，“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瓯无缺之天下，平心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如举觥而酹，一气饮干，不剩其滴。”“平心论之，东林假仗名义，类有正人；南党依附冰山，实多群小。”通过这些论述，我们看出作为史者的张岱，基本是客观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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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匮书》成书后，立即受到当时人指责他不拥戴东林，但他依然坚持立场，秉笔直言，在他激烈的言辞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那个风云变幻的年月。1645年后的张岱，与之前的格局不同的，明朝灭亡后的张岱更能体现出其“真实”的一面，就如同他在《快园道古》里所记：“世乱之后，世间人品心术历历可见，如五伦之内无不露出真情，无不现出真面。”当时的张岱目睹了许多慷慨激昂之士的舍身，这对他来说分外刺激。理学大家刘宗周绝食而亡，他的好朋友祁彪佳投湖自杀……按理来说，一向标榜忠义的张岱也可能会效仿，但他却没有这么做。按照《陶庵梦忆序》的说法，他“每欲引诀，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这种道义上的遗憾紧张感在后半生时时拷问他。在他八十一岁的时候他还在感慨自己：忠孝两亏，仰愧俯怍。聚铁如山，铸一大错。而他的遗民生活，与前半生的喧哗热闹截然不同，冷冷清清，鲜于他人来往，只一门心思著书。虽然贫困潦倒，倒也高寿。总的来说，张岱的思想，与心斋、龙溪渊源极深，又受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李贽“穿衣吃饭即道”这种世俗儒家伦理的影响，再加之晚明越中士风的熏染，如此种种，方构成了他思想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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