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状元，乃江西永丰人氏刘绎。对于科举状元大省江西而言，刘绎是本省清代、也是整个中国古代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位状元得主。
刘绎小的时候，就比较勤奋好学，是个有才少年。年岁不大，刘绎便以善于写文章而闻名乡里。但是跟他的上一级状元学兄兼江西老表汪鸣相一样，刘绎的科举之路也不是太顺，青年时代屡试不第。更巧的是，汪鸣相、刘绎两人获得状元称号的时候，都是三十九岁，在科举之路上已经辛苦跋涉二十多年了。
参加工作之后，刘绎也是比较受重用的。到翰林院上班不到两年，刘绎就出任了山东省最高教育长官（学政）。在山东工作期间，刘绎很有开拓创新意识，在抓好日常工作的同时，十分注意规章制度建设，亲自起草并出台了地方性教育法规《劝课条规》，以使广大教师和学子考生，行为有所规范，学习有所遵循。
制度建设，是一项根本性工作。以如今的标准衡量，《劝课条规》作为制度性规章，它的的内容，也许失之单薄。它的体例规制，也许不够严谨完善。但是刘绎抓的这项工作，毕竟是开创性的，前人没有做过。就凭这一点，也值得给刘绎点上一个赞。
明清两代，状元出任学政的，不在少数。在学政任上，勤勉敬业、有所成就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像刘绎这样，能在教育法规制度方面有所建树的，还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这种建树，还是发生在山东学政的任期之内。刘绎的所作所为，对于整顿发展山东的教育事业、促进学风考风的好转，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刘绎生性淡泊、耐得住寂寞，是个不贪恋官场名利的人。他当初锲而不舍地参加科举考试，似乎就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过把瘾就走，而没想打持久战，为政府长期服务。因而，在山东任期完成后不久，刘绎就以父母双亲年老体迈，需要自己照顾为由，向上级请了长假，打起包裹回了家。这一去，直到钦点他做状元的道光皇帝挂了，刘绎也没有再度复出。此后咸丰、同治两任皇帝又先后征召过他，但他始终不为所动。也就是说，刘绎只为政府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又主要是在山东度过的。
刘绎的这种行为，很像是一个历尽千辛万苦、翻越万水千山的行者，在好不容易抵达目的地之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是走错了路，来到了一个不是自己想来，或者是自己并不喜欢的地方。人生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对未来目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划。像刘绎这样，为科举功名拼搏奋斗了二十多年，达到目的后，却说放弃就放弃，这很不可取。刘绎为此所付出的人生机会成本，也实在是太大了一些。
古代有些人不恋官场，可能是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而更多的人选择做闲云野鹤，则可能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而纯属个性使然，比如刘绎。说到闲云野鹤，那纯粹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活方式天翻地覆的当今，是出不了真正意义上的闲云野鹤的。比如终南山中那些所谓的隐者们，注定成不了传说，而只会成为笑话。
咸丰上台之后，身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焦头烂额。因而，他更感觉人才问题，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亟需下大力予以解决。不然，振兴大清的宏伟目标，就无法顺利实现。于是，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大力挖掘现有人才队伍潜力，重新起用社会闲散人才，做到人尽其用。咸丰自然不会忘记，还有个赋闲在家的有才状元刘绎。于是，便专门下旨，召其进京共商国是。
皇帝专门下旨召见，对一般官员来讲，是何等的荣耀啊。刘绎虽然很淡定，但也不能摆谱不去。到了北京见了皇帝，刘绎就当前时局、政务管理、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法以后，又向咸丰报告说，自己的老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不再需要侍奉，但老母亲的身体更不行了，还得需要自己在家照顾。因此，确实不能留京工作，恳请皇帝予以谅解。
百善孝为先。在古代，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官员，要求尽孝这个理由，是很难被拒绝的。所以，咸丰虽然求才若渴，倒也没有勉强刘绎。咸丰翘了，同治接班上台后，朝廷也没忘记这位刘绎状元。不久，刘绎就接到了以同治名义发给他的一份指示，要求他尽快回京上班，为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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