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值得被公众多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究竟要不要走向功利呢？我们可以从被称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在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时得出大概的答案：不必太过抗拒，不要过分追求。又或者说，梁先生是在告诉我们以中庸之道追求功利，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追求功利。从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处世观点中，也从“仁”的角度出发，他提出了中国人所共有的且与其他民族差异较大的一个态度，即是“不计较利害”。这是一座道德上的高峰，但是却在特定的时代里成为了西方功利文化的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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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维护与发展问题上，梁漱溟先生是站在陆、王心学一派的。他本人提出了要用“锐敏的直觉”以发挥孔子的仁和王阳明的良知。根植于陆王心学的熏陶，梁漱溟先生本人是不怎么注重功利的，这与他在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基于这样的观点，梁先生也成为了当时一些坚定的西方思想拥戴者的攻击对象。所谓“锐敏的直觉”便是用心做事，不过于重视现实得失。不轻易算账，不轻易分出你我是非。遇到事情，先问一问自己的内心，把求得内心的心安放在第一位。作为个体，梁漱溟先生可以说是儒家精神培养出来的不计功利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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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涉及到东西方文化巨大差异的时候，梁漱溟先生又是怎么论述的呢？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观点大概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不重视功利，讲究的是道德意义，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圈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发源地，更重视现实追求，经济意义。但是这种区分又不是绝对的，只是权重上面有所偏差。这种东西方功利与非功利的差异从政治上也是有所表现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道和霸道的存在，在传统的政治框架里，王道所代表的是“光明正大”的正统思想，霸道所代表的则是“威权政治”的一面。相比于王道，霸道的功利主义表现相对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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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儒家的推崇，不那么注重功利的王道千百年来一直是政治上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儒家文化的“仁”对王道又有着千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一来，本就不多的功利主义在中国人的观念和习惯里越发稀缺。所以几十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物质上的追求几乎没有质的突破。在近代这种表现就更为强烈，对于新技术和新科学的发展，中国就显现的有些消极和抵触。而西方社会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带着极其实用的功利心。也正是在这强烈的功利主义驱使下，西方社会才能在黑暗的血泊之中完成资本主义的积累。而这种原始积累在传统中国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含有做人的底线，这种底线不允许我们那么做，或者说我们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不会这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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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文化运动，国内掀起了学习西方思想的狂潮。“民主”和“科学”直接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世人顶礼膜拜的孔夫子成为众矢之的，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中庸和“仁”“礼”思想一夜之间成为了阻碍中国进步的绊脚石。在“全面西化”的滚滚浪潮下，梁漱溟先生深入地思考了中西方文化在对抗与冲突中该何去何从。他曾经发问“中国文化是否会被西方文化推翻？”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在当时，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大问题。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成为了社会共识，许多人丧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不能实用，在一个逐利、生存的年代里，坚持所谓的仁义道德只会成为拥有更发达肌肉的西方社会的盘中餐，案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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