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直以天下为己任 ， 对政治改革早有规划 。天圣三年（1025） ， 他在给刘太后、仁宗皇帝的《上时务疏》中就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计划；天圣五年（1027）给宰相、执政的《上执政书》中 ， 对改革方案作了进一步扩充和发展 ， 形成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思想 ， 成为庆历新政的蓝图 。正因为如此 ， 当宋夏和议后 ， 宋仁宗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 ， 力图改革时 ， 范仲淹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
庆历三年（1043） ， 范仲淹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 后来改参知政事 ， 与韩琦、富弼、杜衍等主持新政 。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里提出了庆历新政的十条改革主张：明黜置、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其中 ， 前五条均与吏治相关 ， 第六、七条是为了富国强兵 ， 第八条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 ， 最后两条是强调重视法令 ， 不能朝令夕改 。可见 ， 整顿吏治是变法核心 ， 这与当时的冗官困境密切相关 。但由于改革步骤太快 ， 触犯了官僚集团利益 ， 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又未讲求改革策略 ， 有结党嫌疑 ， 触犯了皇帝制度下的朋党底线 。改革仅仅持续一年多 ， 就随着主政者相继罢政出外而失败 ， 改革措施纷纷被废 。此后宋仁宗朝政治趋于沉寂 ， 但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 ， 思想界也在不断发酵、孕育着更宏大的政治理想 ， 这就是后来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下的熙丰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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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局部） 北宋 王希孟绘
以天下为己任 ， 国之共识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 ， 但他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存在 。以天下为己任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主体意识 ， 是当时文人的共同特征 。如苏轼十岁时（1047年） ， 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 曾巩“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林希《曾巩墓志》） ， 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共同的精神面貌 。
不独文人 ， 当时的官僚系统也认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熙宁四年（1071） ， 枢密使文彦博在与宋神宗的争论中指出 ， 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 神宗并无异议 。自宋神宗以降 ， 宋代国家大政方针都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同商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儒家文化虽然一直占主导地位 ， 但儒家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活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 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时代 ， 即范仲淹的时代 ， 才成为现实 。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新型知识分子 ， 与六朝隋唐士人有明显区别 。此前的士人或精于经学 ， 或善于文章 ， 或老于政事 ， 但兼具各种才能的综合型士大夫比较少见 。宋代则不同 ， 范仲淹“为学精勤 ， 属文典雅 ， 略分吏局 ， 亦著清声”（《范文正公年谱》） ， 是宋代较早兼具儒学、文章、吏干、德行的综合性人才 。同时代的欧阳修 ， 经学方面是宋学疑古派的代表；文章方面 ， 长期执文坛牛耳；节义方面 ， 是振起宋代风气的关键人物；又精于吏干 ， 长期任职中央地方 ， 出任参知政事 。王安石更是如此 ， 其政治才能、文学素养自不待言；经学方面 ， 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氏新学是北宋中后期的主流学术流派 ， 长期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
范仲淹生前身后 ， 赢得了士大夫的一致推崇 。王安石誉其为“一世之师 ， 由初迄终 ， 名节无疵”（《祭范颍州文》） ， 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 ， 后可师于来哲”（《代韩魏公祭范希文》） ， 朱熹称其为“天地间气 ， 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五） 。范仲淹给当时和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天下之忧而忧 ， 后天下之乐而乐” ， 体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兼济天下的爱国忧民精神；“救斯文之薄 ， 而厚其风化” ， 是其对古文运动的重要贡献；庆历新政中令州县立学校 ， 奠定了我国此后近千年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 。今天我们研究范仲淹及其时代 ， 学习他的精神 ， 应从认真研读这部《范仲淹全集》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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