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
古代社会不重视商业，商人在古代并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这点从二十四史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历朝历代，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人作了传（即《史记·货殖列传》）。此后，古代商人能够青史留名的可谓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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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
而商帮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使得商人以集体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众多的商帮当中，晋商和徽商最为著名，而他们的兴起与衰落，更是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大历史。
01
有意思的是，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和盐业有关。
为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明朝自建国伊始便把国防的重点放在了北方，包括重修万里长城、长年派遣重兵驻扎等等。其中，驻军最密集的当属“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朝廷在此修筑长城323公里，驻守步兵、骑兵十几万人，配各类牲畜数万匹。
要维持这么庞大的军备，军需粮饷的供应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为此中央政府每年花费上千万两白银，财政不堪重负。为解决这个难题，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的核心就是盐业。自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把盐业列为国家专营开始，中国历代政府都将其视为经济命脉严格把控，其专营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很高的比例。明朝也不例外，政府控制了盐的生产，盐业的“经销商”也由国家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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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点，“开中制”规定：商人要获得“盐引（进货凭证及销售许可）”，须运粮及其他军需物资至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取货，并在指定地区销售。
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以盐养兵”：利用国家对盐业的专营权，出让一部分权益，来换取民间财富对边防的支持。
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边疆，运粮上有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身处“盐粮两利”之地，山西商人收粮贩盐，纵横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为晋商之始。
02
自洪武年间开始，晋商独享盐业之利达120年之久，成为明代中叶之前势力最强的商帮。到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晋商终于遭遇了一支来自南方的新兴商帮的挑战。
这一年，户部尚书、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叶淇实行了盐政变法。他提出新的“折色制”，一改“开中制”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制，商人不必再到北部边疆缴纳粮饷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到内地的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
这两个制度相比，差异之处看似只是纳粮地点不同，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利益上的重新分配。明代自洪武之后，南方的淮河、浙江地区的盐场产量逐渐增加，淮盐每年的盐引总量达57万道，占到全国的一半。改行折色制后，盐商无须向北方运粮即能获得盐引，晋商的地理优势便荡然无存。
从盐政前后的变化不难看出，“折色制”的背后站着一群虎视眈眈的南方商人，他们也盯上了“以粮换盐”这块肥肉，而这群人主要来自徽州。
其实，徽州当地早有经商之风。明代中前期，徽州人主要做的是徽墨、生漆、林木、茶叶四门生意。后来浙江地区的棉纺织业兴起，徽商在这一行业也很活跃。但这些生意都无法和盐业的暴利相比，也正是看准了晋商发家的“秘诀”，拥有地利、人和的徽商开始向前者发起挑战。
【 晋商与徽商——中国古代商帮的功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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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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