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版道德经出土,内容颠覆传统认知:道德经作者非老子一人

截止如此,道德经一共有三个版本,即传世版道德经,帛书版道德经,楚简版道德经。
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老子》(《道德经》)帛书,分甲本与乙本,内容更为古朴,由于帛书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而三号墓主利苍之子利豨死于公元前168年,属于西汉初年,与老子相隔300余年,因此人们相信帛书版道德经最接近老子道德经原版,道德经谜团基本被解开。
但在二十年之后,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中,考古专家出土大量竹简,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经》。学者仔细研究之后大吃一惊,郭店楚简中的战国版《道德经》,与帛书版《道德经》既相同又大不相同,这种纠结矛盾的背后,隐藏的真相应是道德经作者并非老子一人!
战国版道德经出土,内容颠覆传统认知:道德经作者非老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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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司马迁笔下的道德经作者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具体职业大概是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拥有得天独厚的读书条件,能留下著作就可以理解了。但司马迁笔下的道德经作者,却并非确定无疑的是老子: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司马迁的这段记载,透露了四条关键信息。
1,老子见周王室衰落,于是骑牛西去。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百年之后秦国才有商鞅变法,当时秦国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从避难角度来说,去秦国不是好选择;从传道角度来说,老子也没有必要去更野蛮的秦国。既然如此,老子为何在“周之衰”的情况下西行?
2,《道德经》的原本名称不是道德经,只是“言道德之意的五千余言”。
3,《道德经》第二个可能的作者是楚人老莱子,著书十五篇(传世版道德经81章),与孔子同一时代。
4,《道德经》第三个可能的作者是周太史儋,即周王室的史官儋,大约公元前350年见秦献公。
言而总之,就传世史料来看,道德经的作者扑朔迷离,无法分辨出作者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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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现代学者的考证
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疑古派思潮兴起,《道德经》成书时间的讨论成为焦点,主要分为两个阵营,即:“早出说”与“晚出说”。
“早出说”的代表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将老子列在首位,认为道德经即为老子所写,只是传世道德经被后人妄自删改了很多。
“晚出说”的代表是梁启超,在《论书作于战国之末》一文中,认为道德经是战国末期、西汉初期的作品。这一说法的论据很多,归纳一下主要有四条。
1,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当时秦国还不是最强之国,老子“周之衰”西去不合逻辑。如果换成周太史儋时代,当时是“周将亡,秦将兴”,太史儋离周去秦比较符合常情,之后被尹喜请著《道德经》一书。
2,《礼记》中多次提到孔子问礼于老聃,“问闻之老聃曰”,指出老子恪守周礼,而《道德经》一文中却怀疑礼、不满礼,与孔子眼里的老子形象严重不符。
3,传世道德经中,存在不少“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的过激、过于自由的言论,不太像春秋时代重视礼仪的言论,反而更类似血腥背景下的战国时代。
4,司马迁说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仕于汉,而老子年龄大约比孔子还要大20岁,因此这就违背常理了。如果道德经作者是周太史儋,那么这一说法就比较符合常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版《道德经》,但并未从根本上平息上述争议,原因也很简单,帛书版虽然很多地方惨遭篡改,但总体上与传世版大致相同,道德经的作者是谁还是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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