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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谢天开
《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作为一部艺术专著，堪称为一部简明的中国道教图像史。成都作家兼青年学者萧易的这部道教石窟专著，以巴蜀文化圈与秦陇文化圈的道教石窟为考察、解析对象，著者积八年之功，让中国道教历史文化在一个新视域中得以独特的洞见。
当查证到“碑上仙境”——陕西耀县药王山的文献后，又亲察现存的、最早的、我们视觉可以观察的中国道教历史文化——成都西安路那一件南朝道教石龛时辰，洞经大乐忽然奏响，道教诸神翩然降临。
著者萧易已然在以往道教历史文化厚重的青卷之上，特立独行地建构起自己的视野与话语，并兴奋地告白当时的心情：“在撰写本书时，我找到了一些全新的角度与线索。”
此著探讨揭橥了中国道教石窟的存在性质与规律；分析不同朝代石窟产生的环境、条件与因素；分析石窟演化的原因与发展趋势；弄清不同地域石窟之间的关系；比较石窟的审美特征……让隐藏于深山老林鲜为人知的道教石窟訇然洞开，以学术烛亮幽微，将理性的解析化作感性的叙述。在娓娓生动间，让这部《知·道一一石窟里的中国道教》有了温度与呼吸。
《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是一部文献脉络梳理明晰的中国道教石窟史：南北朝——乱世之音，隋——白衣天子，唐——众妙之门，宋——诸神之国，元——全真风云，明——天子之道，清——俗世传奇。
每一章节都标明年代、代表石窟、代表造像、供养人。比如第一章节，对于陕西耀县药王山碑林逸闻钩沉，与著者的实地考察相结合，极有现场感。从魏文朗造像碑的年代，引出一段学术争论。由此可以看到作者的相关学术积累。
在这部专著里，多有独到的论断。对于“姚伯多碑——中国道教第一碑”的叙述，总括出北魏的宗教特点：佛道并奉。成都西安路发现中国唯一的南朝道教石造像，让南北朝的道教石造像有了对应关系。在绵阳西山观，在关于一个有关元始天尊来历的猜测中，又佐以南朝高道陶弘景第一次对中国道教神系的分级分类掌故，引出道教“三尊”的创立，与佛教“三身佛”影响；继而又介绍当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让读者明晓佛与道的互相影响。
对萧易的新论，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柳杨评价道：“作者的叙述视角颇为独特：有时他是一个隐身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和评判者，有时他又是一个亲历者。”
《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是一部关于中国西南道教历史文化的田野考查报告。持续深入执念的田野调查，痴魔于道教历史文化，萧易奉献个人的长达八年学术行思。
风餐露宿，荒山古木野藤，双脚沾泥地上下求索，观抚时空地古今思索，倾听当初出资开凿石窟的供养人的絮絮诉说；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地访谈今天的石窟守望者，萧易对道教石窟的现地研究，对以往学界的一些纷争与困扰，有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诠释，或接续了文化的断面，或厘清了历史的剖面。
四川剑阁县碗泉乡水村口有一座窄小简陋的老君庙，却是在中国道教石窟史上大名鼎鼎。据相关记载，该庙石壁中曾发现一则“大兴二年（319）题记”。这意味着，这将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道教龛窟，比最早佛教石窟还早一个世纪。
【品读｜谢天开：恍惚之中的洞见——读《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然而，萧易却在田野考查中叙述道：“我着电筒在漆黑的石窟寻找，在岩壁上找到一则斑驳的题记，这就是所谓的‘大兴二年’题记了。我仔细辨认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大兴二年’的字迹。倒是‘贞观……九月十一日弟子杨……’字迹犹存。”现地研究的结果是：“综合造像风格与题记内容分析，老君庙石窟应开凿于唐代，‘大兴二年’也是子虚乌有了。”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萧易的身影晃动在漆黑的石窟里时，中国学术大师的薪火光芒接引着这位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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