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属于最基层的贵族最高层的庶民，是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交会层。这一阶层中尽管有些人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恪守封建纲常名教，但更多人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或相互吹嘘、沽名钓誉。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对士人总体评价并不高，他们的命运相对说来也比较凄惨和悲催。
批评士人的正史野史虽然汗牛充栋，而真正用来可诵读的文章并不多见。自号仓山居士的清朝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原士》一文中写道“士少则天下治”，继而又说“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禄之易厚，而用之亦易当也”。袁枚的这番话的证据何在？他说自古以来举凡朝代开局之时大都士人不多，而到了各朝晚期，士人数量增多，纲纪紊乱政局不稳，如“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与斗。汉末士多，故颂王莽功德者四十二万人。宋末士多，故淳熙、景德间三学之权与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贾似道作相，加以餐钱，而上书者即称贾为周公、召公”。据此随园主人得出如下结论：“士习之陋，一至于此，皆多之故也。”
随园先生所言差矣！士人固然与百姓有别，但饱读诗书为其要者。既然读书，便不免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潜意识中就会把诗书典籍之教诲奉为圭臬；既然读书，也不免拿先哲与今人进行比照，针砭时弊抨击时政遂成士人习性。但士人内心比较孱弱，若以利益相诱惑，就会趋之若鹜，至少绝大多数士人在功名利禄面前不会拒绝，此乃人之本性，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古代专制社会的政治制度有其特殊性，中国古代本没有固定的贵族阶层，而“公卿大夫，非士莫为”，士人又来自普通百姓，普通百姓则寄望并得益于中国“有教无类”的传统，渴盼通过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而出将入相。中国传统政治又重农抑商，重官抑民，士人只有做官才不罔半生寒窗苦读。这个传统不啻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阻遏和抑制，对中国士人也是一种悲剧甚至是灾难。因为士人们无法为自己构建一个保持独立人格的经济基础，只能只好依附于官僚政治体制。
仕途不顺、无意吏禄的袁枚似乎混淆了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中国历朝历代的末期，首先是官吏比前期大大增加。据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考证：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千分之七，而官员和富人的增长率一般在千分之三十以上。这种不协调不均衡增长势必伴随着农民税赋负担的不断加重，久之，农民自然无力承付，于是一场农民起义就会爆发。所以，科学的结论应该是“官多则天下乱，官少则天下治”。不可否认，士人在王朝末年的确也大幅增加——但这是由于官僚多了，要求更多的士人为其服务，而士人的来源大多是增加了的达官显贵的后人们，这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
士人们进了官僚队伍之后，便不大待见那些未当官的士人。假若士人除了做官无路可走，一俟仕途蹇涩不顺，遂“转生嫉妒，造诽谤，而怨上之不我。上之人见其然也，又以为天下本无士，而视士愈轻，士乃愈困”（袁枚语），这样的士人当然不讨官员喜欢。更有甚者，“士无思虑之事则不乐”，于是，士人的头脑对于朝廷来说便构成了威胁，官家只能摘除而后快。但是，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没有一个王朝是士人推翻的；如果没有饥肠辘辘的老百姓揭竿而起，士人又能把封建朝廷怎样？当然，假如没有士人们充当谋士、建言献策，任何一个王朝也建立不起来，士人们能降低农民军领袖犯错误的几率。
【 士多士少之辨】士人或知识分子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历史上不乏高风亮节的士人，当今也有许多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当今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无疑是多多益善。中西方历史发展规律表明，一个真正良性运转的社会，基本是官少士多的社会。过去的士人、现在的知识分子，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各施其才、各展所长，而不被一种范式和定式所同化，此乃百姓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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