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宣德年间，江南巡抚周忱针对苏松地区赋税繁重的情况，进行了探索式的改革，创立了“平米法”，将过重的税额和过低的税额通过折征加以平均，使得国家的赋税稳中有增，周忱的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是唐代两税法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明代中后期推行“一条鞭法”提供了借鉴，可谓是明代赋税改革的先驱，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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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一、周忱改革的背景：明初江南地区重赋，“民不能堪”，致使税粮拖欠严重且人户逃亡现象严重明代的土地分为两类：即官田和民田。明代官田，南方多于北方，而南方又以苏州、松江一带为多。明代官田与民田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征课不均，官田一般重于民田，而在江南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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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大致范围“太祖平吴，尽籍其功臣子弟庄田入官，后恶富民豪并，坐罪没入田产，皆谓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文，故苏赋比他府独重。”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征税粮29442350石，其中苏松二府为4030380石，占全国总税粮的13.7%，而二府的耕地仅占全国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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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官田“有明一代，全国重赋之区首推江南，江志中首推十府州，而南直十府州中，又以苏松二府为最”。明政府对于江南地区执行的重赋政策使得“民不能勘”，造成许多农民不得不以拖欠、逃亡的方式进行抵制。在明初江南实行重赋的前三年苏州府便拖欠税粮30余万石。为缓和矛盾，洪武后期及建文时期均实行了减免部分拖欠税粮的政策，但明成祖永乐时期，相关减免政策被废，苏松地区的税粮拖欠、人户逃亡现象又重新出现。到宣德年间，税粮的拖欠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宣德八年（1433年），苏州一府，自宣德元年以来，积欠米、麦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松常等府莫不皆然”。同时，人户的逃亡现象也很严重。以太仓为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册原额有67里，8980户，到宣德七年（1432年）仅剩10里1569户，而经核实后实际上只剩738户，“其余皆逃绝虚报之数。”“夫以七百三十八户而当洪武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之税，欲望其输纳足备而不逃去，其可得乎？”大量的人户逃亡，原来的赋税之额就徒有虚名，根本无法完成。而一些下级官吏则将民间所亏欠或无法征收的钱粮，责成负责征收的粮长、里长等人去缴解，即所谓的“包赔”，粮长、里长等人又将他们的负担或缴解额分摊到他们辖下的民户身上，不足部分则由粮长、里长等赔垫，由此导致未逃民户的摊牌税更重，最终也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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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逃亡的流民苏松地区不仅田赋苛重、人户逃亡，而且赋税科则也十分的复杂。洪武初年，苏州府七县官田科则有11则，民田有10则,复杂的科则不但造成了征税的困难而且引起了赋税的混乱和不均。同一类土地按照不同科则征收赋税的现象大量存在，同块土地不同科则也屡见不鲜。大量赋税的积欠、人户的逃亡以及赋税科则的混乱，到宣德年间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时任感叹，“恐数岁之后，现户皆去，渐至于无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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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农民宣德五年（1430）二月，明宣宗开始整顿赋税制度，首先下诏“各处旧额官田丐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堪。自今年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一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其次，宣宗以各处税粮多有逋欠，督运之人少能尽心，需要派重臣去整顿。在这这样的情况下，周忱以江南巡抚的身份被派往苏松地区总督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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