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说，一个人本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问题全在环境，是环境坑害人。我却认为问题全在机缘。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们谈到，为了使个人趋于完善，首先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条件，接着，人人敬重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这样说起来了。其实谁也没有说过人自身不可能懂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然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个习惯，总爱解释他自己在谈话中产生的想法，随后为了证实这些想法，讲起他生活里的插曲来。他时常把促使他讲话的原因忘得一二净，只管全神贯注地讲下去，而且讲得很诚恳、很真实。
现在他也是这样做的。
“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的整个生活成为这样而不是那样，并不是由于环境，完全是由于别的缘故。”
“到底由于什么呢？”我们问道。
“这可说来话长了。要讲上一大篇，你们才会明白。”
“您就讲一讲吧。”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沉思了一下，摇了摇头。
“是啊，”他说，“我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夜晚，或者不如说，在一个早晨，就起了变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在热烈地恋爱。我恋爱过多次，可是这一次爱得最热烈。事情早过去了；她的几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她叫B——，是的，瓦莲卡·B——”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出她的姓氏，“她到了五十岁还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在年轻的时候，十八岁的时候，她简直能叫人入迷：修长、苗条、优雅、端庄——正是端庄。她总是把身子挺得笔直，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同时又微微仰起她的头，这配上她的姣美的容貌和修长的身材——虽然她并不丰满，甚至可以说是清瘦，——就使她显出种威仪万千的气概，要不是她的嘴边、她的迷人的明亮的眼睛里、以及她那可爱的年轻的全身有那么一抹亲切的、永远愉快的微笑，人家便不敢接近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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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多么会渲染！”
“但是无论怎么渲染，也没法渲染得使你们能够明白她是怎样一个女人。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要的事情出在四十年代。那时候我是一所外省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时我们大学里没有任何小组，也不谈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年轻，照青年时代特有的方式过生活：除了学习，就是玩乐。我是一个很愉快活泼的小伙子，况且家境又富裕。我有一匹烈性的溜蹄快马、我常常陪小姐们上山滑雪（溜冰还没有流行），跟同学们饮酒作乐（当时我们只喝香槟，没钱就什么也不喝，可不象现在这样改喝伏特加）。但是我的主要乐趣在参加晚会和舞会。我跳舞跳得很好，人也不算丑陋。”
“得啦，不必太谦虚，”一位交谈的女士插嘴道，“我们不是见过您一张旧式的银版照片吗？您不但不丑，还是一个美男子哩。”
“美男子就美男子吧，反正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正当我狂热地爱着她的期间，我在谢肉节的最后一天参加了本省贵族长家的舞会，他是一位忠厚长者，豪富好客的侍从官。他的太太接待了我，她也象他一样忠厚，穿一件深咖啡色的丝绒长衫，戴副钻石头饰，她袒露着衰老可是丰腴白净的肩膀和胸脯，如同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的画像上描画的那样。这是一次绝妙的舞会：设有乐队楼厢的富丽的舞厅，来自爱好音乐的地主之家的、当时有名的农奴乐师，丰美的菜肴，喝不完的香槟。我虽然也喜欢香槟，但是并没有喝，因为不用酒我就醉了，陶醉在爱情中了，不过我跳舞却跳得筋疲力尽，又跳卡德里尔舞，又跳华尔兹舞，又跳波尔卡舞，自然是尽可能跟瓦莲卡跳。她身穿白色长衫，束着粉红腰带，一双白羊皮手套差点儿齐到她的纤瘦的、尖尖的肘部，脚上是白净的缎鞋。祖尔卡舞开始的时候，有人抢掉了我的机会：她刚一进场，讨厌透顶的工程师阿尼西莫夫——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原谅他——就邀请了她，我因为上理发店去买手套，来晚了一步。所以我跳玛祖尔卡舞的女伴不是瓦莲卡，而是一位德国小姐，从前我也曾稍稍向她献过殷勤。可是这天晚上我对她恐怕很不礼貌，既没有跟她说话，也没有望她一眼，我只看见那个穿白衣衫、束粉红腰带的修长苗条的身影，只看见她的红润、有酒窝的脸蛋和亲切可爱的眼睛。不光是我，大家都望着她，欣赏她，男人欣赏她，女人也欣赏她，虽然她盖过了她们所有的人。不能不欣赏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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