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中对修身观念的关注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尤其是先秦儒家。早期儒家中，尤其重视和强调修身的是孟子。孟子提出：“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在孟子看来，正身、修身至关重要，不受穷达贫富等各种环境的影响。孟子的修身观念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其哲学观点的具体体现。探讨孟子修身观念的形而上学基础，考察孟子修身观念的理论渊源，亦有助于深化对孟子整体思想的理解与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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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邹城孟庙
天人合一的观念
儒家普遍讲求天与人的统一，认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是相通、相类的关系。作为战国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天人观念既与传统思想相呼应，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在《中庸》中，就曾出现天人合一的主张：“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通过人自身的努力与天地并立，达到天人合一的协调状态。《周易·乾文言》亦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就是说，顺应天道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人的行事不能违背事物的发展。
与《中庸》《乾文言》相似，孟子同样肯定天人合一的观念。然而，相较以往的学说，孟子更强调天人关系中人的能动性，这就为其修身观念留下了发展的余地。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的根据在于，人与天是相通的。而天人互通的途径就是以“尽心”“知性”为代表的修身。
此外，孟子对天的认识也与前人不同。“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从天爵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孟子心目中的天道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境界。相较前代来说，天作为人格神的象征意义倒在其次。人在追求仁义忠信等天爵的同时，自然也能收获世俗的认可，天人之道在此达成了一致。
由此，在天人合一的基本框架中，修身的合理性得到了充分的提示与彰显。孟子通过对天人问题的继承与开新，为修身观念提供了宇宙论和天人论的基础。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此被确立下来，成为孟子修身观念的必要前提和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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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庙棂星门
心之“一本”的体认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四端”皆内涵于心中。但这并不代表心的统一性的自明。若心以割裂和分离的方式存在，以心作为起始和首要对象的修身自然就无根无据、不知所依，甚至无从谈起了。因此，确立心的统一性就成为孟子修身理论的当务之急。
这一点最终在孟子与墨者夷子的辩论中得以确定。夷子持墨家观点，认为“爱无差等”。孟子对此进行了反驳：“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孟子指出，以夷子为代表的墨家罔顾人的自然倾向，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矛盾当中。譬如，人对父母的感情是天性使然，不可割舍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夷子却对这种情感的特殊之处视而不见，坚持爱无差等，最终导致视父母无异于路人的荒谬结果。这就是孟子所谓的“二本”。
相反，“一本”之理才是顺从本心的普遍道理。孟子以世上无不葬其亲者为例，对“一本”继续加以阐释。不葬其亲者，日后路过见暴露凌乱之状，则“其颡有泚，睨而不视”。羞愧交陈至汗颜，哀痛不忍而侧目，于是终于葬之。因此，观念与实际在根源上的统一，而非离散与破裂，才真正符合人的自然倾向。
观念与行动的合一必须建立在心的基础上，这也正是孟子“中心达于面目”这一表述所呈示的深意。“天之生物”源于“一本”，作为天人相通的中介“心”自然亦出于“一本”。由此，作为修身起始和出发点的心的统一性就得到了证实，修身因而具有了充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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