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作为“亚圣”的孟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影响巨大，在思想、政治、文化等领域，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孟子的思想学说，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当我们只是从纸面上研究思想家们的时候，常常习惯于把他们进行拔高神化，使之脱离凡间，以不食人间烟火的面目示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家，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要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即使有些不同寻常之处，多数时候应该也跟那些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差不了太多。就拿孟子来说吧，我觉得在很多时候，他那种书生气十足的性格做派，其实很有点小可爱。了解了孟子的这一面，会感觉孟子的形象更立体、更生动。
像孔老夫子一样，在孟子的一生当中，有很多时间是在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走、来回奔波，不厌其烦地向各国国君们宣传推销自己的思想学说、施政主张之类，其目的，无非是想碰上个识货的主儿，让自己好好施展一下治国平天下的本事，兼之过把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瘾。但是很不幸，在信奉实力至上法则、以抢夺地盘为第一要务的战国时代，没人对虚头巴脑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孟子的一生始终就有些怀才不遇、理想抱负不得施展的郁闷。这一点，跟孔老夫子也一样。
有一回，孟老夫子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到魏国，准备好好开导教育一下魏惠王。魏惠王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对捞好处有兴趣。他本以为，名声在外的孟老夫子，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发展实力、扩张地盘的干货。于是，就满怀希望地问孟子：“老先生不远千里到俺们这里来，都有些啥有利于俺们国家发展壮大的好招儿？不妨说出来俺听听。”
孟子一听这话，就有些不以为然。他一本正经地教导魏惠王道：“别跟俺提这个‘利’字好不好？俗，太俗。不仅俗，还很有害。假若你们国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只会谈‘利’，那么很快就会国将不国，垮台玩完。放眼当前，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是‘仁’和‘义’啊！不仅是如今，就是若干个世纪以后，也会是这样。所以，俺今天就想好好跟你讲讲‘仁’、‘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听了半天，大失所望的魏惠王，只是应付公事地说了句：“好啊，不错。”便再也没拿他老先生当回事儿。
孟子和魏惠王的这次谈话，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次对话。有不少史学家认为，孟子对魏惠王谈“仁”和“义”，是找错了人，纯属对牛弹琴之举，因为这个人的认识水平太低，根本就听不懂这些高大上的东西。依笔者之见，魏惠王的反应，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不是胸怀大志、才干出众的英君明主，但也不是吃干饭的主儿。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战国时期，列强们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攻你，随时都有被入侵、被亡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要务自然是富国强兵，力争吃掉别人而不是被人吃掉。你不讲这方面的真招数，光扯些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见效的大道理，谁会感兴趣啊？就像萨达姆和卡扎菲之流，已经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部队炸得晕头转向了，你再去跟他扯些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科学道理和管理知识，他们能听得进去吗？孟子的观点理念没问题，只是宣讲的对象和时机有点问题。
魏惠王翘了以后，孟老夫子又一次光顾了魏国。这一次去魏国，距上他一次去，还不到两年的时间。看起来，他老先生对魏国比较情有独钟一些。也许在他看来，那时的魏国，势力、地位以及各方面条件等等，都还说得过去，值得作为自己施政理念的实验场。对魏国的新老板魏襄王，孟老夫子故技重施，又给他上了一堂仁义道德思政课。
双方分主宾坐定之后，还没套几句近乎呢，很想表现得有想法、有作为的魏襄王，就猛不丁地问孟老先生道：“依你老先生高见，当今这乱哄哄的天下，能够尽快实现太平安定吗？”孟子答：“能啊，当然能了。只要能够做到大一统，天下就能太平安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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