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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房：您在书中提出，推动融合最主要的动力是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但我们知道，这种互动在历史上并不都是友好的。波音：按照时间线，我将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的融合过程分成了五种模式，分别是双方对峙、胡汉难分、北驰南渡、万里一统和天下一家。四五千年前早期文明形态到秦汉—匈奴时代，是单一的华夏政权对单一的草原政权的双峰对峙时代：单一的华夏政权基本上只是控制了自己的农耕区，单一的草原政权基本上以自己草原的游牧方式为经济基础。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因为一个游牧的帝国或政权，除了用军事力量黏合各部落之外，它还要能够给内部的部落带来经济利益。单于要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各个部落需要的公共资源，匈奴人渴望的物产，如盐、纺织品等，无法依靠自己的生产力获取，只有寄希望于邻居———“禾的世界”。草原政权为了维系自身稳定而需要外界物产输入，这成为文明融合的“第一推动力”。从三国时代到唐朝末年，是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的时代。如果从草原角度来说，是从匈奴解体之后历经鲜卑、柔然、突厥到回鹘时期。在这个时期，长城地带两侧都曾经尝试着建立一些混合的政权，混合政权的含义为以某一种政权形式为主体，比如农耕社会或游牧社会，然后试图再去包含对方一部分的经济、人口、文明。例如，鲜卑入主中原之后，经历了混合政权模式到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转变，此后经过分裂，又逐渐有混合政权的样态，到隋唐形成了混合政权的状态，这是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包含了一部分“草的世界”。第三个阶段是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的时代。这个时期从唐朝末年到南宋，从草原的角度来说是从契丹到金朝。跟前面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是以游牧民族（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模式当道，游牧民族先以军事力量冲开了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政治、文化等，容纳了华夏政权的一些治理模式，但仍以草原政权作为主体。比如契丹，这个政权的统治范围就包含了北方的一些农耕区，到了女真人建金朝时，它更深入地采取一种混合政权的模式。第四个时期是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的时代，这个时期大概是从蒙古帝国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一直到明朝的永乐大帝。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打破了草原上过去松散部落联合的结构，建立起了自己的结构，这个结构使得草原的帝国更加地紧密。元朝综合了华夏的生产力、草原的军事力及西域的商业力量。某种程度上看，元朝是商业的王朝，利用很多西亚商团赚钱，维系整个政权体系。文明融合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这个模式跟元朝的统一政权模式的区别在于，清朝已经越来越强烈地受到了整个外部世界的影响。上书房：您认为五种模式存在优劣吗？波音：五种模式是人们处于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挑战，通过不断试错得到的解决方案，今天的我们不能简单评判，而要回到当时的环境里去理解古人的抉择。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五种模式是有递进关系的，两种区域文明从互不熟悉、互有冲突到互有融合、互有借鉴，最后统合成大一统模式，去面对当时更大的挑战———全球化。上书房：元朝时已经第一次实现了文明的融合，形成了万里一统的政权模式，为何元朝之后又回到了分裂的状态，直到清朝再次实现统一？波音：差别在于，清的大一统比起元的大一统，融合更深入，格局更大，时间更久。由于科技的积累、文化的积累、资源的积累乃至人口的增长，使得文明的融合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过程，即便今天似乎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反融合过程，但如果我们从更大的时间尺度观察，整个历史仍是一部文明的融合史；虽然把历史切一小段拿来看，或许切到的恰好是反融合的那个瞬间。「天下」我们都是文明融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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