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作者波音:我们都是融合的孩子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书作者波音,以多视角的方式,探讨草原文明的发展,以及如何与华夏文明相遇、相融,乃至通过各自的改变去寻求和平与共同发展,试图回答:“相距千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权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视角」不是转换,而是俯视
 对话作者波音:我们都是融合的孩子
文章插图
上书房:看名字,您不是汉族人?波音:我是蒙古族人,波音是我蒙古语名字的音译,父母给我取汉名的时候大概没想到和一家飞机制造公司重名了(笑)。上书房:您的新作《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透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认为融合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这样的关注和观点,和您的民族身份有关吗?波音:我不否认我的民族身份使我更关注这类主题,但我的研究和写作不是要为草原文明站台、增强民族自豪感之类,我主要的写作动力来自对此前相关研究的不满意、不满足。我们常说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教科书、史书上大都也这么写,少有人想过,这是以华夏王朝的更迭为主线来展现中华文明面貌的。然而,要想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仅仅观察华夏的文明进程,仅仅以华夏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是片面的。上书房:我们长期以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视角缺失?波音:史书大多是华夏文人写的,他们往往站在华夏的视角看待华夏、看待草原。而草原世界早期没有发明文字,即便后来有了文字,其文献的生产量也远远不能与华夏相比,草原和草原族群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执笔者与文献量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缺失。上书房:不对等势必会带来评价上的偏颇吧?波音:正是这样的。史书中展现出来的不同区域的文明面貌,对华夏来说出自一种自我观察的视角,而对草原来说则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华夏因而更多地被描述为文明的高地,即使华夏被外来势力征服,史家也试图通过对“正统”的重新解释,把成功入主的“外来”统治阶层纳入自己构建的文明体系之中。而草原往往被描述为蛮荒之地,游牧民族经常以“野蛮人”和“掠夺者”的形象出现。游牧民族对于自身的认识、他们在面对华夏时的策略、他们对华夏的看法,由于视角的问题,被史书长期忽视、误读了。上书房:所以您想转换观察的角度?波音:不,我并不是要简单地从华夏文明视角转换到草原文明视角,那会带来另一种遮蔽与偏颇。我试图跳出“庐山”去观察“庐山”,试图俯视中华文明全貌,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华文明漫长的融合历史,尽量客观地描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生产环境里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接触、互动、交流,共同谱写了文明融合的篇章。「书写」打破专业细分的墙
 对话作者波音:我们都是融合的孩子
文章插图
上书房:草与禾两种植物非常生动地代表了两种文明,但在地理概念上还是比较含糊的,请您解释下书中所述“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具体指哪里。波音:“草的世界”(草原区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禾的世界”(华夏区域文明)同样不只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以清朝鼎盛时期的版图看,北方草原带加上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其面积已经超过了“禾的世界”的面积,如果再加上青藏高原,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虽然在人口和物产上,农耕的“禾的世界”一直拥有明显的优势,但忽视任何一方区域文明的影响力和历史贡献,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上书房:相对来说,文明融合的时间线是比较明确的。波音:是的,本书大体上以4000多年来的中华文明的演变为主线,从“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时代一路走过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统的清朝,及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的清末民初时期。上书房:史学研究中有个“内亚”视角的概念。内亚原本是个地理位置,多指中亚一带的各突厥—蒙古系汗国,后来内亚的覆盖范围一再被扩充,并升格为一个抽象的文明—文化辐射圈。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作为泛文化圈与贸易辐射路线的内亚概念,它逐渐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已经导入了这种相对更强调草原文明的融合视角。波音:确实已有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融合角度做了一些研究,但他们的解释,或者有偏颇之处,或者过于简略,我觉得自己在研究和写作中还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上书房:严格来讲,您不是坐在书斋里专门治史的学者,您觉得自己尚能有所发挥的着力点是什么?波音:我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是古生物学,专门研究各种古代生物在时间长河中如何演变,如何相互影响,很多研究方法和考古学、历史学是相通的,尤其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古人类时尤为如此。大学毕业后,我曾任《世界遗产》等杂志主编,出版了十多部历史类、经济类、科普类作品,包括《航海、财富与帝国》《王朝的家底》《阅读宇宙》等,应该说,不论学习还是工作,我都没有离开历史这个大范畴。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是治史专家,但正因为我是个“杂家”,也许反而能拆掉过于细分的专业砌起的“墙”,用跨学科的视野去研究和书写这个融合主题———相隔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历史的、考古的知识,还需要气候的、地理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人类学的诸多方面的知识。这只是我的学术野心,能否得偿所愿,非我所能控制的。如果存在错误,还请读者多多谅解。「模式」对不同历史挑战的应对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