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各种贞节旌表制度开始见诸于典章制度。至宋代时，随着理学的盛行，对于贞节妇女的表彰已不仅限于立祠祭祀，还包括实物赏赐、免除赋役等。到了明清时期，基本承袭宋元制度，并将“节妇”定义为三十岁之前丧夫且守节到五十岁以上的妇女，旌表的范围逐渐从少数典范人物扩充至一般民间妇女，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
表彰节妇的方式
在封建社会早期，“贞节”二字只是引领古代妇女的一种道德观念，一般停留在社会倡导层面。后来，随着朝代更替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崇道尚德、重义轻利且强调自我约束的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形成，尚节风气也慢慢从社会倡导走向国家制度，“贞节”“节孝”正式演变成一种要求妇女遵守的行为规范。为鼓励妇女守节，朝廷对节妇的旌表非常重视，规定“节妇年逾四十身故，守节十五载以上者，亦应予旌”，不仅将节妇的名字载入官修的国史和地方志，使其“青史留名”，同时要求各地修建节孝祠，“祠门外建大坊一座，亦标姓名于其上，已故者亦为立牌位……每年春秋二祭。”此外，还可以“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
经笔者查阅，在清代至民国的六部《富顺县志》中，均设有“列女”篇，所用篇幅少则一卷，多则三卷，众多具备贞孝完节的女性入列其中，可见官书对节妇的记述已达到不惜笔墨、不吝篇幅的程度。清康熙二十五年版《富顺县志·列女》云：“女子而以节称，非幸也。不知传于后世而寿其名于不朽，不可谓非幸也。凡夫贞淑性成，常变一节，皆用志焉。”这是现存富顺旧志论及“节妇”的珍贵文字，道出了古代妇女守节的幸与不幸，从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官府关注节妇及民生的立场，为续志编修《列女志》提供了遵循。而富顺著名知县段玉裁在纂修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时，特以“贞孝”为先，共选载了包括节妇在内的136名女子（明代35人、清代101人）于“卷五”设置“列女”专篇。段知县以为，“邑中列女多以节烈传，而孝行才艺之可表者亦间有之，故附见焉。虽事止一节，亦足以风劝矣。”清道光版《富顺县志》还载“邑中节孝，守制不刊，维彼苦节，贞之实难，生气烈烈，中心安安，以励薄俗，用表孤寒”，印证了封建礼制下妇女的守节之难。尽管如此，“节孝”已成为家庭、宗族、社会的一种价值认同，甚至化作女性的一种自觉意识。在清同治版和民国版两部《富顺县志》里，收入的明、清两代节妇、烈女等女子多达1100余人，其中清代占95%以上。翻阅这些旧志，发现有的节妇事迹记载详细，有的仅列出节妇姓氏，但都无一例外地突出了对贞节、节孝等行为的宣扬。笔者注意到，在节孝至上的风气引领下，富顺范围内出现如“蔡氏双节”“陈氏三节”等“一门多节”的情况并不在少数，甚至还有“朱氏四节”。
关于立祠祭祀，清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也有记载。即富顺节孝祠“在武庙后，观音阁右”，里面祭祀有明、清两代“节孝”妇女52人，占该志“列女”的1/3强。清同治版《富顺县志》还记载了该节孝祠的祭祀祝文：“维灵纯心皎洁，令德柔嘉。矢志完贞，全闺中之亮节；竭诚致敬，彰阃内之芳型。茹冰糵而弥坚，清操是励；奉盘匜而匪懈，笃孝传徽。丝纶特沛乎。”这些文雅辞令，不仅表达了官府对节妇孝女的赞美，同时倡导全社会尊重并学习她们的气节和操守。
此外，因守节事迹突出而按例旌表建坊的节妇也不在少数。据清同治版《富顺县志》统计，全县受立坊旌表的节妇有110余人，约占列女总数的10%，这其中尤以清代为最。只不过，有的单独建坊，有的名列节孝总坊。这些牌坊斗拱飞檐，雄伟壮观，雕刻有精美的花草虫鱼、飞禽走兽及祥瑞图案，坊间刻有“松节”“冰心”“履洁”“怀清”等旌表类语言及高官名士撰写的对联，牌坊正楼宝鼎之下一般刻有“圣旨”二字，给人以庄重威严之感。如现存富顺县城的临江寺石坊群沿沱江边一字排开，包括范氏、何氏及邓氏（吴氏）共三座节孝坊，其中邓氏（吴氏）节孝坊为一门双节坊。三座石坊在旧志上均有记载，分别修建于清代中后期，是富顺县颇为罕见的节孝牌坊群。2012年7月16日，临江寺石坊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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