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器就是明器，也就是随葬器物。《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灵之也。涂车刍灵， 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从考古发现的新时期时代开始的墓葬起，就广泛拥有陪葬品，从早期的蚌壳、石珠等发展到陶器、青铜器，玉器、金银制品等，反映着各个时期的物质生活。早期的明器，都是实打实的实用品，挖出来洗洗就能用。不过从宋朝开始，实物的明器所占比例越来越少，纸质明器越来越多，这一转变，一直影响到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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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钱等纸质明器从魏晋到唐代已经开始出现，逐渐成为祭祀是必须的祭品。唐朝还没有焚烧的习惯，一般是把纸钱压在坟头，意思是后人给逝者送生活费来了——“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到了宋朝，开始流行焚烧纸钱，墓前出现“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这样的场景。除了纸钱，更加大型和多样化的纸质明器在宋朝大量出现：纸钱纸马纸衣服纸人偶纸房屋，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相对应的，是之前传统的实物陪葬品越来越少，与之前相比，数量不可同日而语。似乎有些奇怪。历史上，有宋一朝，哪怕南宋偏安，也都以富庶著称于史。号称富有的大宋子民，在丧葬上却变抠了，似乎有些说不通。这其实不是宋朝人变抠门了，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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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观念上的影响。纸钱的流行，原因是在人们的丧葬观念中，认为金钱在阴间同样通用。大家认为，纸钱焚烧后，逝者就能在阴间使用。这也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倡导火葬，民间延伸到随葬品上，认为焚烧后也能起到一样的效果，朱熹就说“自佛法入中国，上自朝廷，下达闾巷，治丧礼者，一用其法”。既然焚烧纸钱有用，那么再延伸到纸马、纸衣服，乃至纸人偶、纸房子，也就很自然。纸钱等纸制品被认为有祷谢功用，在丧葬祭祀等活动中逐步流行，使用广泛。从皇帝到显贵，都接受这一做法。宋孝宗还曾经因为祭祀焚烧的纸钱太小而生过气，“思陵神舆就祖道祭，陈设穷极工巧，百官奠哭 。纸钱差小，官家不喜”。皇帝都带头烧纸钱，民间当然也更加接受。名相寇准在雷州去世后，归葬洛阳，沿路人们纷纷哭丧设祭，挂纸钱焚烧，“人皆设丧祭 ，哭于路，折竹植地，挂纸钱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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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纸质明器能够盛行的条件，是必须有纸。宋朝恰好是造纸业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宋朝继承了隋唐的造纸技术，又对原料加以扩充、工具加以改进、技术上也更加纯熟，产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有量作为保证，宋朝用纸已经不仅限于书籍字画，市场开始延伸到其他应用领域。比如，丧葬业。有了原材料，市场又有需求，丧葬用的纸制品当然就发展起来了。如：“递年浙江诸 富家舍钱作会，烧大烛数条如柱，大小烛一二千条，香纸不计数目。”需求旺盛，纸钱等纸制品生产和销售逐渐成为了一门行业。社会中以扎纸为业的人不少，如宋真宗生母的弟弟，仁宗赵祯的舅舅李用和，早年流落民间，靠的就是凿纸钱维持生计，“（用和）少穷困，居京师凿纸钱为业”。每年的清明时节，到了纸质明器到了销售旺季，东京各家纸马铺都“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来作为促销手段。九月下旬，又“即卖冥衣，靴鞋、席帽、衣段 ，以十月朔烧献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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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明器的优点是便宜又方便。在宋朝以前，许多人家用丝织物做成明器来焚烧，又用陶瓷、玉器、金属器等带入墓中陪葬。这些器物，往往价值不低。对经济能力有限的人家是笔负担。如唐朝流行用丝织品做成明器焚烧，也流行实用器物陪葬，乃至还有专门定做的实物明器，如著名的唐三彩。这些往往花费不菲，但丧户碍于面子和孝道，又不得不勉力而为，可以说奢侈又浪费。相比之下，纸制品发达的宋朝，可以制作出五颜六色的各种明器，视觉效果并不输于丝织品。相比实物，纸制品又便宜得多，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同时，纸质明器轻便，容易携带，在适用性上也不差。如果是花同样的银子，纸质明器能买一大堆，实物明器可能就寥寥几件，显不出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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