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在序言中作者乔丽华自白说，有一位读者对她在书中用“弃妇”一词来形容朱安，有点接受不了，认为过分同情朱安而贬损了鲁迅。之后，乔丽华听取了意见，改掉了“弃妇”一词。而我则认为，作者没有因为感性而错误形容，反而用词贴切得当。在民国，不单止是朱安，有那么一些“旧式太太”，她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弃妇。第一，她们的丈夫都是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但却遵循愚孝思想，屈从包办婚姻，所以她们就成了丈夫的“愚孝牺牲品”。第二，五四运动之后，刮起了一股“离婚潮”，许多知识分子都以解除“旧婚约”为荣，不惜抛妻弃子，离婚再娶，她们又成为了丈夫的“丢弃品”。第三，她们当中有人终身无性无爱，无儿无女，最后无亲无戚，孤独死去，又成了“世界的遗弃品”。所以，没有比“弃妇”一词来形容她们更贴切了。有名的“弃妇”皆是大师名人抛弃的原配。她们遭到丈夫唾弃，厌恶，甚至有过憎恨，但她们绝非属于品德败坏之类。她们身上都拥有某些独特的品质，足以代表了整一个旧式女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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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朱安弃妇之朱安——替三个人免去后顾之忧朱安是“头号弃妇”，这并不言过其实。鲁迅一生都在精神上抛弃她，她的一生都在过冬天。因为在订婚时，鲁迅劝朱安放脚，上学堂，朱安统统拒绝。所以有人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唏嘘地评价朱安的一生。而其一生悲催的收场，又不得不残忍地用“一无所有”将她概括——无性无爱、无儿无女，老无所依，死无葬身之地......在个人的人生意义上，朱安是与鲁迅的母亲连同一体的，毫无人生追求。她并不能像许广平那样，能在事业上给予鲁迅珠联璧合的帮助。这就令人沉思，较对于社会影响力颇大的丈夫，朱安是否失去了社会意义，相反博取了更多的社会同情？思来想去，其实朱安身处于对社会颇有影响力的周家，她也并非毫无存在价值。自嫁入周家以来，她用自己生命37年的时间，尽心尽力照顾周老太太，这并不单止替自己的丈夫免去了一个“大家”的后顾之忧，更是以大嫂的身份替周作人和周建人承担了尽孝的责任。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他们每一个人都各有小家庭，但在周家儿媳中，唯独只有朱安最为贤良淑德。比如初去北京时，对于周老太太而言，人生地不熟，白天儿子上班，又少了三姑六婆聊八卦。那么身边能讲绍兴方言的只有朱安。寂寞难耐时，有人陪在身边聊点家长里短，这对周老太太是莫大的安慰。在生活方面，即使家中请了佣人，朱安同样要亲自照料婆婆的生活起居，还要管理家务，顺带照顾了周作人一家。老太太口味刁钻，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朱安的日常劳作。这些都是羽太信子、羽太芳子，还有许广平几个儿媳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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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朱安（左）和俞家两姐妹可以说，周老太太对朱安是高度依赖的，即使朱安与鲁迅不和，也愿意接纳她。这一切，亲友们有目共睹，也异口承认：“朱安与鲁老太太的婆媳关系倒还好，鲁老太太吃的东西都是朱安做的。姑母服侍鲁老太太一辈子，是她最贴心了。”（《朱吉人谈姑母朱安等情况》）如果没有朱安的鞠躬尽瘁，那么周氏三兄弟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注到母亲身上。尤其在后期，周氏三兄弟各居一处，对母亲的尽孝可谓力有绵薄，心有不足。鲁迅定居上海十年，对母亲的关心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中仅有两次北上探望，但却仍忙于自身杂事；而周作人自从和鲁迅闹不和分家之后，就将母亲推给了大哥。在鲁迅离京赴沪之后，周老太太也不愿搬去八道湾与他同住，足见母子二人关系存隙；三弟周建人更不用多说，虽早早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但成就而言，不及两位兄长，经济状况也捉襟见肘。想让他为远在北平的母亲做些什么，恐怕是出钱出力都心有余力而不足。如此，在西三条胡同能陪伴周老太太的，仅有朱安一人。是朱安让周氏三兄弟免去了上有高堂的后顾之忧，心安理得地在各自领域上发挥贡献作用。这样说来，于周家而言，朱安的作用又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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