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失却了一部分我最初的读者,他们的离去令我难过而又高兴,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我对于我写作的重新定位,时于曾经阅读过的名著的重新理解,我觉得是以年龄和经历的丰富做基础的,时代的感触和人生的感触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深切体会的,即使体会,站在了第一台阶也只能体会到第二台阶,而不是从第一台阶就体会到了第四第五台阶。
世纪末的阴影挥之不去的今天,少男少女们在吟唱着他们的青年的愁闷,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愁,满街的盲流人群步履急促,他们唠唠叨叨着所得的工钱和物价的上涨,他们关心的仅是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家人。大风刹来,所有的草木都要摇曳,而钟声依然悠远;老僧老矣,他并没有去悬梁自尽,也不激愤汹汹,他说着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
三、实与虚
十年前,我写过一组超短小说《太白山记》,我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但我苦恼于寻不着出路,即便有了出路处理得是那么生硬甚或强加的痕迹明显,使原本的想法不能顺利地进入读者眼中心中,发生了忽略不管或严重的误解。
当我再次做我的试验的时候,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如果说,以前小说企图在一裸树上用水泥做它的某一枝干来造型,那么,现在我一定是一裸树就是一裸树,它的水分通过脉络传递到每一枝干每一叶片,让树整体的本身赋形。面对着要写的人与事,以物观物,使万物的本质得到具现。
画家贾克梅第是讲过他的一个故事,当他在一九二五年终于放弃了只是关注实体之确“有”的传统写实主义绘画后,他尝试了所有的方法,直至那个“早上当我醒过来,房子里有一张椅子搭着一条毛巾,但我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椅子和毛巾完全失去了重量,毛巾并不是压在椅子上,椅子也没有压在地板上”,如隔着透明的水看着水中的世界。他的故事让我再一次觉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但是,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物事,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生活有它自我流动的规律,顺利或困难都要过下去,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所以它混沌又鲜活。如此越写得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
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这正是我的兴趣。
四、中与西
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又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民族的政治情结的潜意识。文学自然受其影响,便有了歌颂性的作品和揭露性的作品。歌颂性的历来受文人的鄙视,揭露性的则看作是一种责任和深刻,以致形成了一整套的审美标准,故推崇屈原、司马迁、杜甫,称之主流文学。伴随而行,几乎是平行的有另一种闲适的文学,其实是对主流文学的对抗和补充,阐述人生的感悟,抒发心臆,如苏轼、陶潜乃至明清散文等,甚或包括李白。他们往往被称作“仙”,但决不能入“圣”:由此可见,重政治在于重道义,治国平天下,不满社会,干预朝事、闲适是享受生活,幽思玄想,启迪心智。作品是武器或玉器,作者是战士或歌手,是中国汉民族文学的特点。
而外国呢,西方呢,当然也有这两种形态的作品,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他们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科技、医学、饮食的思维和方法。故对于人性中的缺陷与五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音、罗嗦、狠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鞭挞,产生许许多多的杰作。愈到现代文学, 愈是如此。
【 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我的好处是静殿玄想,只觉得我得改变文学观了。鲁迅好,好在有《阿Q正传》,是分析了人性的弱点,当代的先锋派作家受到尊重,是他们的努力有着重大的意义。《阿Q正传》却是完全的中国的味道。二十多年前就读《阿Q正传》,到了现在才有了理解,我是多么的蠢笨,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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