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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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录自东方历史沙龙（163）：《大历史1920年代：十字街头的周作人》，2019年6月27日，北京鲁迅书店。
嘉宾为：小川利康（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教授），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主持嘉宾：陈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冒着酷暑相聚在鲁迅书店，主要是要分享远道而来的早稻田大学的小川利康教授带来的他的新书：《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的1920年代》。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日本学界获得好评，但是这是一本研究中国著作的书，又是用日语写的，中国的读书界不太了解，又特别想知道，所以就有了这场沙龙。首先请小川先生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大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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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利康著《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的一九二〇年代》（平凡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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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利康：我是小川利康。大家看我的模样，看不出是一个日本人，但事实上我的中文水平很差的。我默默地读了好多年的周作人，有了一点心得。作为外国人，特别是作为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鬼子的子孙，怎么看周作人？我的内心里是觉得作为日本人，是对不起周作人的，因为他到留学日本，讨了日本女子做老婆，喜欢日本文学，翻译了日本文字，结果和日本人接近，日本侵华时期当了官僚，附逆了，这都是日本人的不好。作为日本鬼子的子孙，我希望能够赔罪。那怎么赔罪？我就去读他的文字，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是怎样走过最后那一段路的，这是我研究周作人的出发点。于是我就从留日时期的周作人开始做起，去看周作人是怎么跟日本人打交道的，是怎么去接触日本文化的，我想通过这个渠道，为周作人思想的研究开辟出一条路。
在本书的“卷头语”部分，我探讨的是周作人自留日时期至1927年的文学活动。与长达八十年的生涯相比，二十年的青春岁月虽说只是个开头，但他后来多姿多彩的文学活动都是在这一时期萌芽成长的，特别是留学时期的思想养成，对后来几十年的文学生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多姿多彩的可能性如何从萌芽发展到开花结果的呢？本书试图通过详尽的分析，自文学革命前后开始的十年间的文学理念的变迁，极为明快、有系统地来描绘五四之后周作人的挫折以至再生的复杂过程。我也没有信心能够完全追踪周作人的复杂的思维痕迹，但是认为能够大致覆盖周作人的主要文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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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商学部小川利康教授
研读周作人，对于我来说深刻的感受是：越知道周作人对日本的深刻理解与爱情，越让我感到理解周作人能引导我们重新发现未知的自己＝日本人，并引导我们接受熟悉亲近的他者中国。我由衷希望：通过本书更多的读者了解周作人的文献与思想，并对近代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加深理解。
“序论”部分主要介绍的是周作人内面的“叛徒”与“隐士”的纠葛。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一封信里，谈到内心里有两个鬼——绅士鬼与流氓鬼，提及自己“非正经”的文字，解释那是“总有点别扭的”、“皮肉的（即讽刺性的）”，以显示与正经文章的明显对比。周作人1919年写的《前门遇马队记》并不精彩，只是假装痴呆地说了些讽刺的话。从1926年开始，周作人就自觉到自己的心里有互相矛盾的两个面向，这一年先后写的随笔《花煞》和《两个鬼》都有所讨论，《艺术与生活》一书就是这种矛盾自觉的产物。周作人所谓的“鬼”并非中国文化中死后的幽灵，而是指希腊神话中的神灵“代蒙”（Daimones），是善恶混淆般的存在，这在他暮年的译著《欧里庇德斯悲剧集》里对“代蒙”所加的注解中可以看出来。周作人终其一生都在二元价值标准之间游移。他在留学时代接触到英国的医生、性心理学家霭理斯（1859-1939），从他那里寻求到了摆脱伪善的道德主义、追求灵肉一致的道路。如果无法守护美好的理想，周作人就用带刺的铠甲隐藏起内面，与伤害自己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叛徒”或者“流氓鬼”是作为反语被他拿来使用的，丢弃直截了当，反而获得了表达的丰富性，这也决定了周作人的文体风格。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两个不同的面向是如何表现在他直到1927年的文学活动中的，并且探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渊源与日本文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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