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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工作坊︱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广州口岸史研究应转向大格局( 三 )

口岸


随后 ， 暨南大学黄超以《广州贸易时期的跨国金属交易研究》为题 ， 介绍了“tutenague”等金属的跨国知识史流变以及中国白铜在欧洲的传播和流通的简况 ， 进而探讨了广州贸易时期白铜在广州的加工、传播和交易的概况 。“Tutenague”命名的复杂性及其流通区域的文化差异等 ， 都给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挑战 。黄超认为金属产品在中西方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 相关的研究方兴未艾 ， 有着广阔的前景 。
梁立佳提问 ， 应如何看待在东南亚贸易时代 ， 欧洲国家利用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之间的金银价格差价进行中转贸易以牟利的历史现象？黄超表示他也在关注这一问题 ， 而且前辈学者已经整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 ， 以新方法推进前人研究将是下一阶段的工作 。暨南大学张廷茂注意到铜在澳门贸易中的重要性 ， 询问在商业文献中的“copper”与白铜是否有所不同？黄超表示史料中的“copper”是一个大类 ， 红铜、紫铜、黄铜、白铜等等金属都可以包括在内 ， 像在《粤海关志》和《户部则例》里并无有关“白铜”的分项记载 ， 应是被归入大类当中了 。范岱克补充道 ， 贸易文献中经常不会准确详细地记载商品的名称 ， 因此在相关研究中需要借助现存的实物加以考察 。郭丽娜谈到了“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发现历史的第一现场” ， 像银制烛台便在《悲惨世界》里被提及 。她认为可以从欧洲各国的档案馆和博物馆中发掘新史料 ， 将此作为研究跨国金属制品贸易的一个重要途径 。
广州|工作坊︱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广州口岸史研究应转向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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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现场
政府、商人与市场
第三场报告“政府、商人与市场”的核心问题是近代全球贸易中政府的权力、商人的角色以及市场的互动关系 。
河北大学梁立佳的发言题为《关于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研究的几点思考》 ， 基于近代太平洋贸易的复杂性 ， 他回顾了学术界关于太平洋毛皮贸易研究的主要理论和视角 ， 包括现代世界体系论、中国中心论、民族国家建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等不同的诠释框架 。梁立佳认为 ， 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的兴衰是理解现代早期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生动案例 ， 俄美公司与美国商人在对广州口岸毛皮贸易的合作是诸多国际因素中最为引人关注的 。展望未来 ， 他强调在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的研究中 ， 要注重对中国本土文献、东北亚区域文献、美洲西北海岸文献的挖掘与融汇 。
沈宇斌提议 ， 可从环境史尤其是动物史的视角来进行毛皮贸易的研究 ， 另外 ， 考虑到俄国的犹太商人关系网 ， 近代太平洋毛皮贸易中是否也存在犹太商人得因素呢？梁立佳回应 ， 犹太商人的网络确实存在 ， 且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值得关注 。范岱克关注的重点在于史料 ， 提议除航海志外 ， 可参考其他类型的材料 ， 以研究毛皮在进入广州后如何流向国内市场 ， 这是目前有关海运毛皮贸易研究缺失的重要环节 。
中山大学侯彦伯报告的主题是《条约贸易初期广州的商业形势与中英商人（1843-1847）》 ， 他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 ， 剖析了英国租地兴建领事馆而引发的交涉事件 ， 即耆英坚守《虎门条约》第7款“华民不许勒索 ， 英商不许强租”的原则 ， 拒绝李太郭改造十三行区的提案之事 。他指出国际条约不仅是外国领事赖以争取权利的“矛” ， 而且是清朝官员用以遏制外国领事不当要求的“盾” 。不同于既有研究多从消极的方面评价条约时代旧行商的没落 ， 侯彦伯的研究表明 ， 旧行商在条约贸易时代之初不断地采取积极性行动 ， 以应对新的挑战 。
江滢河关注当时在广州贸易的行商是哪些人？侯彦伯回应说主要还是伍、潘两家为代表的旧行商 。董少新问 ， 另外几个条约贸易口岸与广州有何不同？侯彦伯认为 ， 在英国政府眼中福州和宁波的通商是不成功的 ， 由于广州旧行商的干预 ， 英国人无法从福州、宁波等通商口岸就近购买茶叶 。上海以物易物的贸易习惯给英国商人带来了新的不便 。而厦门的贸易则更为奇特 ， 厦门商人仅从英国商人手中购买商品 ， 却很少售出货物 。商人群体产生的变化和香港在条约口岸贸易中的角色是黄素娟关注的重心 。侯彦伯认为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初期 ， 旧行商仍保有一定的势力 ， 而香港的商业化并未达到英国政府和商人的预期 ， 仅仅承担着“广州的货栈”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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