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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工作坊︱全球网络、多维叙事：广州口岸史研究应转向大格局( 五 )

口岸


郭丽娜表示程方毅的报告非常有趣 ， 在研究思路、资料运用和题材选取等方面给予了她很大启发 。她询问鞑靼羊是否有拉丁文学名 ， 唯有拥有拉丁文学名后才能被纳入了欧洲的博物学体系之内 。程方毅回答 ， 虽然鞑靼羊的学名并不来源于拉丁语 ， 但它确实有拉丁文学名 。
随后 ， 听众们的注意力从精美的文物转向了一本别具风情的画册 。中山大学江滢河的讲题是《德格里画册与早期广州外销画》 ， 他以现藏于美国迪美博物馆的德格里画册为例 ， 指出该画册是研究早期外销画的重要资料 。18世纪全球艺术史变迁中存在着的“从贸易画到外销画”的变化过程 ， 他概况了中国外销画市场从区域性（东亚 ， 东南亚）贸易向全球（欧洲）拓展的历史过程 。他强调对外销画绘画特性的研究 ， 不能仅停留在中西绘画技法的融合方面 ， 应该包含更多对中西交流视觉表达的探讨 ， 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对中国外销艺术品进行质性研究 。
董少新对早期中国山水画在欧洲的流传情况以及西方人在中国购买画册的情况很感兴趣 。江滢河回应 ， 耶稣会士带回欧洲的画册不一定是购自各个口岸 ， 也有可能购自诸如北京、南京等地 。他指出18世纪欧洲人购买中国山水画作为纪念品的情况并不多 ， 这一收藏趋势到了晚清才逐渐上升 ， 山水画成为一种兼具装饰性和知识性的藏品 。韩琦指出 ， 画册中有一些画采用了透视的技法 ， 带有中西融合的色彩 。江滢河肯定了这个说法 ， 并说明目前尚无法厘清相关技法的来源 。
国家与生态的边疆
第六场报告的主题为“国家与生态的边疆” ， 两位学者探讨了国家因素在资源、生态边疆的扩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中山大学费晟作了题为《论南太平洋地区的中国资源边疆与生态变化（1790-1920）》的报告 。他从生态—文化网络构建的角度 ， 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市场需求、海上贸易、跨国移民及产业投资等因素 ， 如何合力将南太平洋地区的自然产物转化为商品 ， 世界市场的发展推动了当地生态与文化的重塑 。费晟认为 ， 这种历史过程彰显了中国因素在近代全球生态交流与重塑中的不容小窥影响 ， 未来的研究有必要深入发掘中国在全球史发展进程的主导地位 。
在讨论环节 ， 董少新提到任何历史叙述背后都必然存在价值判断 ， 那么如何判断全球生态变迁中的国家因素呢？费晟赞同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 ， 认为他运用“资源边疆”这一概念旨在说明自然中的特定物种、商品的流动必然导致相应的生态转变 ， 各种人群的客观作用是有待考察的问题 。程方毅提问 ， 报告中提及的进口动物毛皮 ， 到达广州后的分销情况如何？费晟回应 ， 据他了解 ， 有相当数量的皮货被销往北方 ， 广州本地的毛皮消费规模有限 ， 且本地毛皮加工业并不发达 。
中山大学沈宇斌发言的题目为《发展型国家、全球植物学网络与抗疟药物：20世纪30-50年代云南的金鸡纳树栽培》 ， 他反对沿用西方金鸡纳树研究史中占主流地位的帝国—殖民研究范式 ， 主张应立足本国历史来探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金鸡纳树栽培项目 。他认为云南河口的金鸡纳树栽培项目不仅仅是科学史研究的对象 ， 而且应将之置于全球脉络的视野下国家与地方互动的进程中予以观察 ， 战争和国内、国际政治合力形塑了当时的生态环境 。
梁立佳提问 ， 疟疾作为传染病在20世纪5、60年代的中国较之以往是否更为严重 ， 以及大量人口因边疆开发的需要而向边疆地区的迁移是否扩大了疟疾的传播？沈宇斌认为确实如此 ， 但反过来看 ，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长期改造也会抑制疟疾的影响 。程方毅提出了两个问题 ， 一是金鸡纳树与其医疗用途的联系何时为人们所知 ， 二是关于发展型政府、发展型国家的理论背景 。沈宇斌指出奎宁的提炼在19世纪30年代便已实现 ， 但要到19世纪末人们才知道奎宁通过杀死疟原虫来治疗疟疾的原理 。至于发展型国家的概念 ， 来源于美国学者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研究 ， 强调的是技术官僚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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