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的夏天,黄永玉与张梅溪在香港团聚,住进了九龙荔枝角九华径。他们的房间窄小,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工作台,窗子却格外阔大,窗外是木瓜树和水井。夫妇俩买了漂亮的印度浓花窗来打扮它,骄傲地称这个栖身之所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香港6年,黄永玉刻木刻、画速写,张梅溪写点散文投稿,日子清苦而丰盈。
大雅宝:黄叔叔与黄妈妈
1953年2月,黄永玉与张梅溪带着7个月大的儿子黑蛮,离开香港,前往北京。火车抵达北京火车站,年过半百的沈从文一个人站在月台上迎接他们。
对这对叔侄来说,新的时间开始了——沈从文放弃了写作,进入历史博物馆,每天与瓶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而28岁的黄永玉,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讲师,入住大雅宝胡同甲2号。
这个三进的大杂院,是美院的教工宿舍,住户都是大师巨匠,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张仃、柳维、程尚仁、袁迈、彦涵、常濬、祝大年……
黄永玉进院那一天,张仃10岁的儿子张郎郎正用面筋把一朵倭瓜花黏在竹竿上,给房顶上的葫芦人工授粉。这时有个人走来,听完他庄严的工作,大笑:“原来你是个植物学家,苏联有个米丘林,那你就叫面丘林好了,哈哈。我叫黄永玉,今天刚搬来的。”
张梅溪的亮相更不一般。在《大雅宝旧事》里,张郎郎写道:“她穿着一条杏黄色的布拉吉,肩膀上似乎只挂着两根带子,裙子上面横七竖八地抹了些不规则的咖啡道子。50年代的北京就没见有人这么穿过,甚至没人见过这种花样的裙子。她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巴,显得相当清爽,跟着旋律摇来摆去,拉一个酒红色的手风琴。北京哪儿见过这个景致?纯粹和外国电影差不离了。”
当时,她和黄永玉正在中院演唱《玛雅拉》(纪念西班牙内战的儿童歌曲)。孩子们一开始都用蚊子扇翅膀的声音哼哼,接着越唱越高兴,扯开嗓子吼了起来。
“黄叔叔那会儿还不是名人,大雅宝这些艺术家,都是他少年时代的崇拜对象,如今搬到一个院儿,成为同事,就特别兴奋。”张郎郎对《环球人物》采访人员说,“所以他一来就志愿当起了‘孩子王’。”
他带着大家逮蛐蛐儿、办板报,带领“大雅宝儿童团”参观动物园。他在院里搭了一个葡萄架,第一年中秋,用红线绑上各种大粒葡萄,请全院小朋友参加中秋葡萄月饼晚会;他还从凤凰老家带来一个蓝色的狮子头,组织孩子们成立拜年舞狮队,一家一家地表演,演完一场就扯开面口袋,让大人们往里扔糖果……
住在一个院,每家的饭桌也彼此连通。“我们家是大姨做饭,经常做一个菜给黄妈妈送去,黄妈妈就还我们一份。”张郎郎说。张梅溪做得一手好菜,是被“二流堂堂主”唐瑜亲封的“京城四大女名厨”之一。
李可染的儿子李小可就始终难忘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不知过了多久,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
“大雅宝是我们集体的一个梦。”张郎郎说,“是一个发生童话的地方。”
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
在这个发生童话的地方,张梅溪开始了写作。
上世纪50年代,黄永玉常到东北小兴安岭体验生活。张梅溪根据这些经历,创作了《绿色的回忆》《在森林中》《好猎人》,以孩子的视角探索森林世界,书里有红松、白桦、野花、蘑菇,也有小鹿、狍子、大黑熊、金花鼠。
“黄叔叔和我们许诺,要带一只小熊回来,后来没实现。”张郎郎说,“但他带回来两只梅花鹿,养在院子里,街道不允许,让动物园开车拉走了。”
黄永玉爱动物,用女儿黄黑妮的话说,“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他有一只猫头鹰,半人多高,家里放不下,只能养到中院的厕所里。白天猫头鹰就站在那儿,闭着眼睡觉,上趟厕所,都提心吊胆的。”
而这艘诺亚方舟的掌舵人,只能是张梅溪。院里半夜总听见老头咳嗽,像闹鬼,她拿着蜡烛破了案,是家里的刺猬躲在厕所墙角叫;小猴伊沃天天胡蹦乱跳,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有一次认错了家门,把来开门的老太太吓晕了,又是她去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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