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叔叔无论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张郎郎说。他的母亲陈布文是王蒙小说《女神》的主角，从周恩来机要秘书的高位退居家庭，沉入白菜豆腐、柴米油盐。“妈妈与梅溪阿姨都喜欢文学，因为先生是画家，平时也喜欢拿起墨笔、宣纸画着玩”。张郎郎说，“她们都将自己的才华让位给家里另一位天才。如果两个人都去做天才，零七八碎的日常生活怎么办呢？”
两家的友谊，在搬离大雅宝后的岁月里仍然延续着。“我家旁边是农业展览馆，黄叔叔他们领着孩子先到我家，再一起走去看展。我爸和黄叔叔一路聊天，我抱着黑妮，梅溪阿姨抱着黑蛮。”
那时，张郎郎已经在中央美院读书，有空就往黄永玉家跑，一起聊最近读的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有一年夏天傍晚，他带上自己的笛子去找黄叔叔。黄永玉说，吹《小白帆》吧。“我就在龙王庙湖边的落日余晖刚刚收起之时，山色朦胧之中，给他们再次吹了这支歌。”张郎郎在《大雅宝旧事》里写道。
很多年后，张梅溪对张郎郎说，一直想写一部小说，讲大雅宝这群孩子的故事，名字就叫《小白帆》。
此后十多年，他们则像小小的白帆在雾中飘荡。
黄永玉为他爱的动物接连获罪。1966年，他在河北邢台写下的那些“动物短句”被人翻出，拉磨的驴子说：“咱这种日行千里可也不易呀！”是“讽刺大跃进”；一只飞蛾说：“别把一盏小油灯当做太阳。”是“攻击革命领袖”。8年后的“黑画事件”中，那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又成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证。
家被人占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白天也要开灯，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开满鲜花的窗口。1968年，他进了“牛棚”，说自己有传染性肝炎，得以单独一室。他偷着用床底小砂锅炖红枣、熬“清凉补”，还利用修补脸盆的劳动间隙，改良了笨重的竹扫帚，并精制了无数枚挖耳勺赠送“同窗”人士。
张梅溪也变了另一个样，过去连老鼠也害怕的人，每天骑着自行车，帮几家朋友料理家务。沈从文每天在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所，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张梅溪隔天来一次，为他注射碘剂。
“老婆呀，不要哭”
1969年11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干校。在多雨泥泞的双溪，他写信给黄永玉，说这里荷花真好，看菜园如何与牛、猪斗智斗勇，唐兰、钱锺书、吴世昌都在做什么……“每封信都充满欢乐情趣，简直令人嫉妒。”
那时，黄永玉正在河北磁县军垦农场，和刘开渠、李桦、李可染、李苦禅一起插秧、割禾、种菜，早上去黄昏回，每天来回32里地，晚上就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要么看《辞海》，要么写诗。他给远在北京的张梅溪写了一首长诗，“启用几十年前尘封的爱情回忆来作点鼓舞和慰藉”。这就是著名的《老婆呀，不要哭》：“我们有过悲伤/但我们蔑视悲伤/她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尖上的游丝/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
悲伤随风飘去，他们一起迎来了新生。“文革”后的一天，张郎郎再次走进黄叔叔家。“他们从香港买来新唱片，有披头士，还有西蒙和加芬克尔二重唱。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忧愁河上的金桥》，黄叔叔唱，梅溪阿姨、黑蛮也跟着唱。那种感觉，让我挺感动的。”
沈从文也迎来了“重新出土”的时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历了巨大的身份颠倒，收获着迟来的声誉。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张碑文拓片，是沈从文19岁时所写。他拿给表叔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张梅溪安慰他：“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你好神气！永玉60多岁也写不出……”
一年后，沈从文逝世。黄永玉在香港写下《这些忧郁的琐碎》，怀念表叔。他用卖画所得，在太平山半山腰买了一所房子，名“山之半居”，花园里养着爱追人的火鸡，池塘里游着硕大的老龟。当年的小号丢了，他在九龙曾福琴行买回一把新的，花了近万元，对50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段什么？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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