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将这两次话题的爆发归结于拥有一个“透视镜”，即理论背景的支撑。这些理论是帮助她更好地观察世界，以及透过现象一针见血看到本质的工具，但她也同时强调，“不是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来‘照镜子’，用理论拆解社会以及个人的日常经验并得出结论，这个过程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像一个人患病，仪器的诊断固然重要，但也需要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对个体机能的观察和生活习惯的追溯，只有将这些信息加以综合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诊断。”
黄灯已经在广东生活了将近20年，她始终关注着这里的变化。近几年常有人建议黄灯去北京上海发展，但被她一一否决了。她说自己是一个警惕性非常强的人，因为40多岁才开始正式创作，一直自视为新锐作家，而新人的创作尤其需要地域、生活的滋养。她无比珍惜这段人生经历，广东是她的灵感源泉和滋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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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黄灯在广州金融学院的最后一次授课
作为一名二级学院的院长，黄灯平时不仅要承担教学工作，还要应付大量的行政任务，想要享受一段清闲时光简直是奢望。生活中她连一间能够安静写作的书房都没有。但她一直都将写作看作是日常的事情，自己只是业余写作者，“创作就是要不断地写，不用刻意为之”。如今创作已经占据了黄灯的大部分生活，但她依然不觉得写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反而更看重踏踏实实的做实事。“做一件具体工作蛮有意义的。我一直想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教书育人。”
非虚构写作像“煎牛排”
从新媒体各种非虚构写作平台、真实故事计划，到热门视频直播，各类非虚构故事“乱花渐欲迷人眼”，甚至形成一种狂欢。这让人不禁追问，何谓非虚构的真实性？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又在哪里？
黄灯非常强调非虚构对于写作伦理的要求。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小说创作可以依靠想象力，将寥寥几句话的想法“膨胀”为一部长篇小说。而非虚构写作只能依靠事实逐步推动，想象力无法发挥作用。“写作和做菜是一样的。同样以牛肉做主料，有些菜只要有一点牛肉丁，再添加很多其他食材可以炒出一盘菜。但非虚构写作只可能是煎牛排。”
非虚构写作需不需要虚构？黄灯谈到，像在《我的二本学生》中，将学校化名“广州F学院”，这是一种虚构的手段。她认为，没必要在非虚构作品中寻找绝对真实，但像学生所说的话、对自我生命的陈述，都是不能虚构的。非虚构作家不能为了得出一个结论，而加上一段莫须有的故事加上去，这是不被允许的。
黄灯特别提到了非虚构精神。她认为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尊重真相。非虚构允许对世界和社会个性化的理解和表达，这也是其魅力所在。如果说报告文学像广角镜头，多是从公共视角关注事件，那么非虚构更像聚焦镜头，将目光聚集在某一个点上。正因为非虚构是对事实真相的追溯和表达而非简单陈述，这对作家的价值观提出一定要求。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之所以被称为非虚构精神，在于他愿意记录时代的真相，即便这些真相是很多人不愿意面对的。评论家金理曾说过，中国近年的非虚构热或许源于一种文学焦虑——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已经无法回应今天的时代，无法和当下建立真实的有效的关联，因而转向非虚构寻求帮助。黄灯同意这种说法，“同代人就要讲同代的事情，当代作家应当对现实有所呼应”。
非虚构写作并不完全为了讲故事，个人经验和公共经验的对接也很重要。黄灯认为，自己写农村并不仅仅为了讲述家族的故事，更多是为了展现其背后无数相似家庭的遭遇。包括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其中也包含了很多个人化视角，有很多内容值得思考。非虚构不仅要运用社会学调查等手段对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做深入描摹和分析，也要真实、准确地展现现实生活。作品只是解读社会的一个基点，不能忽略作品背后广阔的社会背景。“我的非虚构写作，到目前为止还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面，但是事实上一个真正成熟的非虚构作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个人经验中，而是能够写一些陌生领域，比如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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