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等多个阅读平台上有读者反映，这部书最终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只是谈到了一种现象。对此，黄灯解释到，对一个群体的描述，仅仅通过笔下有限的个体，本身就暴露了先在的局限。这部书更多的只是一种呈现和观察，虽然创作之前做过一些调查，但如果要得出结论，就意味着要穷尽所有对象，用非常严谨的调研方法严格做调查，工作量太大，不是她擅长和想做的。
随着了解到的学生情况越来越多，黄灯的内心也逐渐变得黯淡和沮丧。她最初的困惑并没有通过对学生命运的梳理而获得圆满的答案。有时她想，如果在文章中多增加一些不同家庭的情况，以及自己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整部书的色调是否就不那么灰暗。也有些年轻读者反映，这部作品色调过于消沉，“要允许我在文中带有情绪和情感的宣泄”，黄灯回应到，“哪怕所教1000个学生都是光鲜亮丽的，但是我知道100个学生的惨淡经历，就会很受触动。还有更加曲折悲惨的经历最终没有诉诸笔端。”她还谈到，写作存在边界性，每个人物的状态和心境都在发生变化，很多学生的生活状态都在变得越来越好，但作品不能永远随着人物的状态而改变。
透视镜
第一次见到黄灯是在与贾樟柯对谈的现场，她身着一件绛红色风衣，内敛、略带拘谨地坐着。然而在面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时，她妙语如珠、犀利耿直，不时引发台下的掌声。在她那颇具亲和力的外表下隐藏一颗敏锐耿直的内心。深入交谈后我发现，亲和力、犀利、耿直，既是黄灯的性格特点，或许也是她作品的特点。而这些，与她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黄灯出生在湖南汨罗农村，从小在大家庭中长大，养成了不怕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复杂，习惯和各种人群打交道，颇具亲和力的性格。她通过读书、考试，一步步从汨罗到岳阳、武汉，最后在广州安家，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然而，在经过十多年的学术训练和知识浸染、亲身感受社会高速发展和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的生活后，她的内心陷入另一重更加真实且无解的困境中。“尽管学院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存和命运，但这种改变的路径却同时将我的精神推入了虚空，让我的内心找不到安宁，并产生一种真实的生命被剥离的痛感。”意识到学术生活无法消解内心的困惑，黄灯将目光转向日常记录，坚持随笔写作。
在丈夫杨胜刚看来，黄灯在80年代种下的理想主义种子，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逝，而是深埋内心，犹疑和犹豫成为她最大的阻碍。2000年4月，韩少功重回知青下乡地点汨罗——恰好是黄灯的出生地。韩少功作为知识分子扎根乡村的举动为黄灯确立了精神方向，也唤醒了她身上的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古老士大夫传统。落实在书写上，重新审视个体经验以及个体在时代转型中的遭遇，成为黄灯精神重建的开始。
2003年暑假，黄灯开始了思想随笔的写作，她在自己从未出版的长篇思想随笔《细节》中，彻底将过去有意无意回避的人生经历召唤出来。她发现最牵动情感和心灵的，不是程式化的学问和教条化的概念，而是那些生为农民的亲人、曾经的工厂同事。黄灯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学术、写作，不能再拘泥于书本知识、概念、理论，而应该向更为鲜活、广大、原初的生命体验开放，从精神深处接纳自己出身底层的人生履历。在接通个体和身后群体的过程中，她裹挟着各类粗粝的遭遇上路，并由此开始了底层视角的“精神还乡”历程。
无论是庞大的“二本学生”群体，还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间挣扎求生存的“草根”，他们背后依稀可以捕捉到黄灯的身影。全中国有无数的农村儿媳、普通高校教师， 黄灯却是第一个将“二本学生”“农村儿媳”形象推至公众面前的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在她的笔下重新获得了尊严与关注。
文章插图
黄灯第二次担任班主任时所带班级学生
《我的二本学生》不单单是讲个体的故事，而是表达一个老师与年轻群体间的沟通，涉及很多黄灯对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的思考。她觉得，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传授，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这些普通高校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难以看清真实的自我以及与社会的关系，课堂上时常弥漫着一种深深的茫然。作为老师，黄灯的心愿就是让普通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能够多一点对社会的认知。就业层面的个体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这是黄灯多年来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书中竭力探讨的核心问题。黄灯和很多采访人员聊天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希望能够唤醒学生对社会的真实经验，接纳并与成长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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