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先生懂电影、爱电影，他所选的影片都是非常注重社会效应的；其次，他也是从国际文化交流方面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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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民晚报》、上海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以及上海档案馆为上海电影译制厂选出《简?爱》《佐罗》《虎口脱险》《苔丝》等16部电影剧本的手稿和创作心得等，作为珍贵档案申请非遗。
我们所有的剧本无不经过千锤百炼、精心打磨，使之成为生产精品译制片的基础。现在能够作为非遗保留下来，是我们上译人长久以来的心愿，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当家人，老厂长陈叙一出身于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很小就会说英文，而且熟悉西方的风土人情。他看过的西方电影竟有两千部之多。最可贵的是，他自从跨进翻译片组大门那天起，就把自己的整个人都交给了译制事业。他日思夜想的，就是怎样把这个事业做到最好。首先，就是必须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创作队伍。为了做到“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他要求翻译、导演、演员要多看外国电影、读翻译小说，以便熟悉外部世界。看话剧、听评弹、背唐诗宋词以提高文化素养。特别要求导演读一点外文，以便于和翻译沟通。要求翻译和导演读读圣经，因为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提到圣经的典故。就像我们说“孙悟空，诸葛亮”一样。一部经典译制片，原片也必定是有内涵，有艺术性的精品。如果原片是一部烂片，你哪怕用尽洪荒之力，也不可能变出精品来。
挑选哪些国家的影片进行译制，则是文化部门的领导决定的，夏衍就是当年的文化部长。夏衍先生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是上海进步电影事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他懂电影、爱电影。从我多年来所接触的译制片来看，他所选的影片都是非常注重社会效应的，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其次，他也是从国际文化交流方面考虑的。为了开阔我国人民的视野，选择各国先进的不同流派。如二战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作品。那时意大利的工人失业，民不聊生，电影导演请不起职业演员，租不起摄影棚，只好请真的失业工人演失业工人，就在大街上拍电影，如《偷自行车的人》。这些影片面对下层人民，形成了一种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纪实风格。这种风格影响了全世界，对我国电影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张暖忻的《沙鸥》等。他们让演员和真正的行人一起走在大街上，把摄影机隐藏在警察的岗亭里。扮演沙鸥的常珊珊也是真的北京女排运动员。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国家“一边倒”的政策，清一色是苏联片。虽然那时的苏联电影受“无冲突论”的影响，但俄罗斯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有些歌颂先进人物的电影，如《生活的一课》《没有说完的故事》等，同样拍得非常好看。夏衍给我们上影创作干部上大课时，讲到“细节的真实”，就曾以这两部影片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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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一课》中的男主角阿辽沙是个才华横溢、敢作敢为、特别自信的青年。偶遇即将师范毕业的女大学生娜达莎，对她一见倾心。他约娜达莎见面，娜达莎说要参加毕业考试。他说：“那我明天到考场上来见你。”第二天，他竟然真的闯进了娜达莎正在进行口试的考场。那些考官不知他是何方神圣，竟没有人阻拦他。这一胆大包天的追求方式，把娜达莎惊得手足无措。也可以说一举俘获了娜达莎的心，不等毕业就嫁给了他。当娜达莎领着儿子回到她读书的城市时，她学生时代的追求者﹑好友科斯佳，仍然对她关怀备至。下雨了，他不但赶来给娜达莎母子送伞，镜头拉成一个大全景，只见科斯佳把伞举在娜达莎母子的头顶上，自己却走在密密的雨幕中。
《没有说完的故事》中的女主角是个医生。理发师中年丧妻，女儿只有一两岁，发着高烧。女医生来出诊，俯身去摸孩子的额头，女孩伸出手来紧紧搂住女医生的脖子，一面喊着“妈妈”。女医生不忍心掰开孩子的手，就把她抱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天亮了，特写镜头移向女医生的双脚，她脱下高跟鞋，揉着自己的脚尖……孩子烧退了，甜甜地睡在女医生怀里，女医生这才把她放在床上。女医生本该走了，理发师对她感激不尽，执意留她吃早餐。其实他家里没什么东西可以待客的，一盘面包，一盘酸黄瓜，而最贵重的当然是那瓶伏特加。女医生从来没有喝过这种烈性酒。但是，她不能无视理发师的盛情款待。她喝了一口，辣得直哈气，理发师赶快叉了一块酸黄瓜送到她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