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对“满洲自主意识”的强调对于过多沉溺于“汉化论”的单一面向论述具有相当强势的纠偏作用，但欧立德并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所说的“满洲之道”即八旗制度在清朝具体的王朝治理方面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而是仅仅作为维系日趋衰败的满洲风俗和生活方式所做出的无奈之举。因为从１９世纪太平军起事以来，“八旗”作为军事建制的作用已基本趋于无效。各地不得不依靠汉人的团练武装以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分散于各地的“八旗”组织单位也基本作为一种城市边缘的多余物而存在乃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以此来证明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的延续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邵丹则从东北作为满人的故土认同之地转变为民族国家之“省”的过程考察族群变化的轨迹。近年来，满族汉化论在新清史学派的强有力挑战下日益受到质疑，“汉化”或“同化”几乎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词语。但需注意的是，当我们研究满族或满汉关系时，不能简单化地将“满族其实没有被汉化”或者“满族即使在文化语言上有一定程度的汉化，其民族意识和身份认同没有被汉化”的观点延展为“清史不应该是中国史（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一部分”，或者忽视中国人身份认同和国家概念在２０世纪上半期对于现当代满族族群变迁的巨大影响。
满人入关后曾一度视“东北”为龙兴之地，并通过各种手段强化满人对祖地的认同意识，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不断卷入国际纷争，直接强化了当地人的中国与中国人认同。２０世纪初，一些维护清廷的人士常常用边境危机与国土被侵来反对中原地区的反满主义。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人士，争论双方其实都以国家为中心讨论满洲民族在中国的位置。有关边境危机与满汉矛盾的争论延续到辛亥革命时，自总督至八旗基层的东三省官员，皆以国家边境不安警告下属与南方革命党人，勿以满汉冲突摧毁国家。在上述种种压力下，因“省化”满洲根本之地与正在形成中的以疆土主权定义（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的中国国家观念相适应，即便是反对以西方为模本变法的人士也少有反对东三省改制者。１９０７年的“省化”确定了清帝国放弃在满洲根本之地的领域性的族群主权（ｅｔｈｎｉｃ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虽然几代清帝推崇“满洲根本”之地，试图将此地保留为其族群的领地，但东三省仍是演变成大多数满人不愿回去的遥远故土。晚清时期，这里成为国际殖民争端纷起的边地，“满洲根本”被撼动拔起。清廷为了解决边地问题和八旗生计，正式取消东三省与中原的界隔，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新定位这个区域的领域性。可是，在２０世纪初的中原地区出现了对于中国、中国人或国族（ｎａｔｉｏｎ）的不同定义。清帝国在东三省的领域性留下了复杂的历史遗赠，影响着反满革命者对满洲或旗人在中国的地位和看法，也影响了辛亥革命前后当地的变局。
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言说往往受到西方舆论的支配和左右，比如立宪派与革命党论争时常常出现的所谓“中国本部”的概念，就是对西班牙文Ｌａ Ｐｒｏｐｉａ Ｃｈｉｎａ、拉丁文Ｓｉｎａｅ Ｐｒｏｐｉａｅ和英文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等的中文翻译。它们起源于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的欧洲并逐步得以塑造、成型，其产生土壤是欧洲的血亲专属观和族性地理观，以族性本部国度和族性国度“自身”为概念先导。本部概念的实质是族性本部，以民族—国家为理想归宿。欧洲人最先把它运用于理解文化、族性混杂的中国，以减域型的方式构造出“中国本部”，随后以反向的增域型途径用于理解欧洲诸国。西方人建构“中国本部”概念的方法包括初级比附、甄别原则挪用和概念倒栽等，其所指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中国本部”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概念”把边疆民族排除在了“中国”本域之外，清末激进革命党更把“中国本部”视为汉族聚居地。但民初顾颉刚已发现使用“中国本部”概念有造成国家分裂的危险，学界最终才放弃这一概念。钱穆更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与非本部之别，这个概念的发明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编造出来以作为侵略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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