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的看法其实暗合了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具有“自在”和“自觉”两个面向的理论。只不过“自在”的视角瞩目的是其延续性之一面，而“自觉”的观察则留意于中国民族思想在西方势力冲击下被“建构”和“唤醒”之一面，这样可以谨防生硬地趋于两个极端而失去对历史走势的均衡把握。
还有一种观点与王明珂强调历史有可能是一种长时段的“建构”的看法有些相似，他们发现，所谓“建构说”并非产生于受西方人支配的近代时期，在清朝初年就已出现清帝主动对自己族类身份进行“建构”的现象。而“满洲”演变为“民族”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天聪九年（１６３５），皇太极下诏以“满洲”来称呼“诸申”部众。从此，这个原先由金元女真边缘人群后裔的部落集合蜕变而来的共同体，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直到乾隆时期，通过将满洲人的集体记忆“世谱化”和重新勘定“满洲源流”等大规模的文化动员，满洲人的集体身份意识，方才成功地转型为以“共同血统”观念为中心的前现代民族认同。这说明民族认同意识并不完全是“民族”作为一种“已然的客观存在”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它实际上是民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这种对前近代民族“建构论”方法的叙述同样大量引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民族理论，去破除所谓民族史研究中的“原基论”（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倾向。“原基论”主张民族是基于语言、宗教、人种、亲缘性、习俗、生活地域等“原基”联系而形成的自然单元和人类经验的整合要素。因此，现代称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实体及其意识观念反映，在现代之前早就以一种自然状态始终存在着，尽管当时人们不这样指称它们，也尽管与其历史前身相比，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规模与有效性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对民族主义研究产生的影响不仅扭转了把“民族”看作一种理所当然地自然形成之历史延续体的观点，而且完全把“民族”的生成视为一种近代的人为构造物，这个观点对持传统民族观的人而言可谓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但后现代理论支配下的民族观基本无视前现代历史中“民族”构成的要素即已存在这个历史事实，把“民族”观念的历史传承与近代“国族”的构造进程完全对立起来，看作两不相干的东西，如此决绝的极端态度因缺乏历史资料的验证而最终难以服人。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恐怕是需要兼顾和打通前现代“族类”意识与近现代“民族”观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之下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考察，才能洞悉不同历史阶段“民族观”构成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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