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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哈佛中国史5：元与明》的著者、也是该部套书的主编卜正民所述，他亲自撰写的这一部中华帝国史与前后的几部历史书存在较大的差别，他说：“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中文版总序）。如果说另外五本哈佛史的著者谨小慎微、恭恭敬敬地陈述历史的话，那么，卜正民撰写的“元明”卷的差异性，在于他找到了一个横贯元与明时代的巨大的隐性的操控者，这个操控者不是中华帝国的体制传承、不是元明帝国的改朝换代、也不是华夏土地上帝国的地理变迁，而是笼盖了“元与明”时代的气候变化，这就是书中归纳为“小冰河期”的重大气象特征。
在其他几部历史书中，很少有作者独立地把“气候”提拎出来，作为人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影响元素。在本卷中，作者对“小冰河期”予以特别的交待：“元明两代正值气候异常时期，历史学家称之为小冰河期。”（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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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由此归纳道：“我不由得想到应该把元明两朝的政治运势与其气候变化对照看看：忽必烈汗迁都北京正值小冰河期的开始；1366年，元期衰亡，处于小冰河期第一个阶段的极寒期；1644年，明朝灭亡，正值这400年历史上记载的最漫长的严寒期的尾声。气温当然不是解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因素，但任何解释肯定绕不过它。”（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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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河期|《哈佛中国史5：元与明》：小冰河期 “笼盖”下的两个朝代】明朝建立的时期，正是西方中世纪的结束，十四、五世纪的欧洲正跌入到最黑暗的低谷，而相比之下，大明王朝正在元朝的废墟上开启了盛世时代。书中在引述马可·波罗与朝鲜官员崔溥分别对元与明的一片极度富饶、繁华景象的描述，可以与当时的西方正处于中世纪黑暗期的尾声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小冰河期这一来自于西方历史的概念，用在东方的历史上，以意图阐述东方帝国的节点，可能会产生某种不适应，甚至作者在元明卷中，一方面竭力去阐述气候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但是，作者很清醒地意识到：“气候本身并不能解释元朝的兴起与明朝的衰落，更不足以解释一个王朝的建立和另一个王朝衰落之间所发生的一切”（P251），不过，在这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作者心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如果排除了气象因素，“就无法充分理解这四个世纪的历史。”（P252）。因为作者把气候作为它“洞穿”元明两个朝代的更为宏大的力量，因此，书中并没有像其它几卷的哈佛史那样，从中华帝国的地理方位角度去解析历史的变迁与接续，而是环绕着气象这一个核心焦点，罗列了各种气象灾难来透视笼罩在元明帝国之上的超自然力量，实际上是把其它几卷中几乎很少涉及的气象因素作为侧重焦点来予以关注，这无疑开启了对我们熟知的历史不一样的新鲜解说空间，也使元与明的历史能够在一个气象模型中得到拥有共性基础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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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庞大的气象背景下控制的元与明朝的人事特点，作者并没有作出忽略。作者指出：“元明史上的两大主题——独裁制和商品化，在宋代尚不见其踪影，而到了元明时期，它们在质和量上已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P21）。专制统治是中华帝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体制基础，但实施有效的专制统治，并不是从中华帝国开初之年就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经过了复杂的嬗变，也付出了国破山河在、帝国江山分崩离析的非常代价，而中华帝国的专制统治特征，就是权力逐渐向皇权集中，一直到最后一个皇朝清朝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但这也意味着这一体制已经走上了最终的末路。因此，在书中，作者围绕中华帝制的嬗变史，对元明两朝的体制进行了综述性的分析。作者引述了20世纪杰出的明史专家牟复礼的研究成果，认为“宋代是中国专制统治的滥觞期”，后来的“所谓的蒙古的‘野蛮化’将帝制中‘大部分对皇权的限制都摧毁了’，因此，为明代的专制统治开辟了道路。”（P83）作者认为：“中国政治转向君主独裁，肇始于蒙元，但却是洪武与永乐二帝真正把儒家核心思想中强调义务和互重的君臣之道剔除出去，使明王朝失去了恢复帝制旧法的思想源泉。”（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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