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鲁迅怎样读屈原( 二 )


毋庸讳言,相对于将《诗经》和《离骚》分别视为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先声的习惯性与常见性说法,鲁迅这样评价《离骚》明显打上了个人印记,因而未必一定能获得广泛认同,但是,如就眼光和思路而言,它却充分折映出鲁迅真正的文学本体意识,是他立足于文学发展的长河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而这种结论似乎也并非没有来自文学事实的支撑。须知道,抒情式散文是严格意义上的国粹,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流光溢彩,蔚为大观,成就了无数名篇佳作,其源头和滥觞正是屈原的《离骚》。胡兰成认为:在西洋,抒情诗早有,但抒情文则出现很晚,且还是贫缺。“中国抒情文体的发展,自楚辞汉赋至苏东坡的《赤壁赋》,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等,文体与内容如此丰富阔大,乃是因为能写情写到了天性与事理之际,文章的升高到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际。中国之所以能有赋体,是文章写到了韵文与非韵文之际。”(《文学与时代的气运》)如果我们不是因人废言,那这段话还是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关于《离骚》的文学史评价的。
无论作为精神范型还是作为文学镜像,鲁迅对屈原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是却没有因此就将屈原偶像化、神圣化,以致无视屈原身上所蛰伏和所携带的那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屈原是伟大的,但又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归结到根本的一点,便是那种深植骨髓,无法根除的对明君的幻想和对帝王的奴性,即一种“帮忙”者的立场。为此,早年的鲁迅就在《摩罗诗力说》中,一方面由衷激赏屈原的“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一方面又为《离骚》深深遗憾:“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晚年的鲁迅,思想空前敏锐,笔端愈发老辣,他结合实际生活感受和社会观察,更是一再言及屈原的软肋。譬如,《从帮忙到扯淡》写道:“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屈氏愤懑的实质。《“题未定”草(七)》亦云:“假使屈原不和椒兰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这便告诉人们,屈原的牢骚,说到底是一种怀才不遇或生不逢时。而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则干脆将《红楼梦》中的老奴焦大戏称为“贾府的屈原”,而将焦大出于为“贾府好”而发出的怒骂,比喻为“一篇《离骚》经”。这让我们不禁想起“身在江湖”而“心悬魏阙”的说法——屈原即使行走在汨罗江边,心想的仍是怀王的天下,这不能不是屈原的悲剧所在。对于鲁迅上述屈原论,有一些爱鲁迅或爱屈原者常常持回避的态度,其实大可不必。事实上,我们只有读了鲁迅对屈原的种种訾议,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屈原,同时也更深切地认识鲁迅。
据唐弢介绍,鲁迅曾说过:“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窃以为,鲁迅这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恰当的。
你看,鲁迅对屈原的解读,便不迂阔,不拘泥,尽脱了道学气,而这一番努力的结果,是让历史上的屈原更真实,更立体,更具有同现代人对话的可能。(古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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