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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一桩传说中很“惨”的工作，就是做官。以明末思想家顾炎武的吐槽：“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于是明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里，关于“明朝文官待遇低”的说法，也就相当有市场。好些明代题材的影视剧里，小官们一出场，也常见穿补丁衣服面有彩色的模样。大明朝的文官，真惨到这地步？或许，比起长篇大论来，下面几桩“小事”，却能更加生动的展现明代官员们的“幸福指数”，以及，大明王朝的盛衰回味。一：明朝式“宰官”其实，对明朝官员“俸禄之薄”的说法，制定薪金标准的明太祖朱元璋，必然会愤怒不认账：明初即使正九品官员的年俸，也有米粮60石，高于当时中小地主家庭的每年纯收入。朱元璋还在《醒贪简要录》里大算经济账，认为他定的工资水平，简直是“朝廷重禄”。当官的还哭穷？朕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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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叫明初的官员们来说，那真是满肚子苦水：账面上的工资看着不少，可架不住您七扣八扣啊！怎么扣？折色呗！所谓“折色”，就是在每次大明朝发工资时，把本该发的一部分米粮，用其他物资来充顶。比如朱元璋年间起，就常用纸钞来“折色”，看上去工资没变，但明朝纸币的贬值速度，每年都比兔子跑得快。账面上能买10石米的纸钞，到了市场上1石米都买不来。如此一折，工资当然打了折。比如永乐年间时，明朝二品文官领工资，都是“四分支米，六分支钞”，拿到手的工资，不知不觉就减半。发展到明代中期时，明王朝的“折色”手段，更是五花八门。诸如盐折苏木绢布等各种物资，都能拿来“折”工资，价格当然也狠命“打折”。比如绢布，以《南雍志》记载，一匹绢布的市场价是一石米，但用来“折”工资时，就变成了十三石米，简直是花样宰割。可对于那些手里有权的官员们来说，这事儿自然也难不住。既然“折”东西顶工资，那就把这东西再“折”出去嘛。于是自从有了“折色”，明朝官员的经商风气就越演越烈，后来更成了吃相难看的“官倒”。比如景泰四年时，大明朝用盐折顶工资，接着官员们就“岁遣吏下场，恣为奸利”，高价把这些物资强卖给老百姓——宰我？那我也找人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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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吏治，也就在这接力般的宰割里，越来越坏。二：大明式特权领工资如此“惨”的明朝官员们，为何做官还做得来劲？当然因为另一项历史悠久的特权：免赋役。其实，在“免赋役”这事儿，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十分抠门。明初的官员们，即使是京城高官，也要服里甲正役，只免除徭役杂役。至于地方官？徭役杂役也要服，只不过可以减半。明朝中前期为何农业税收相对稳定？就靠这抠门规矩。但抠门的朱元璋，制定的规则太粗线条，明朝中期以后的帝王们，怠政不上朝的扎堆。所以后来的一代代“聪明人”，也就想方设法钻空子，巧立名目把文官们应该担负的差役税粮，东一笔西一笔的玩命减。比如嘉靖二十四年时，即使是内阁大学士级别的高官，名下能“免赋役”的土地，也不过1000亩。但到了万历三十八年，京城高官们享有“免赋役”特权的土地，就已是10000亩。哪怕九品小官，能“免赋役”的土地也有上千亩。万历年间以后呢？那更是能免就免。当年朱元璋十分“抠门”的特权，在一代代文官的“努力”下，终于膨胀到无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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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凭着这强大特权，明朝中期以后的文官们，哪怕只是小官，也十分热衷“收集”土地。“投献”“投充”“强卖”等兼并土地套路层出不穷，内阁大学士级别的高官，名下数万亩土地都是小意思。以至于“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几无产耳”。那点“折色”且号称“微薄”的俸禄？对于当时的大明文官来说，早就“工资基本不动”。可这无限的特权，也更像无情的催化剂，明王朝的土地兼并越演越烈，贫富分化越演越烈，大明的国家体系，终于在这失衡的状态下迅速倾泻，随着晚明的天崩地裂，变成崇祯帝爬不上来的大坑。三：做县令有多“难”明朝的文官体系里，正七品的县令是芝麻官，却也是最接民生地气的父母官。这个官难不难做？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就曾一声哀叹：“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怎么个“丑态”？以袁宏道的形容说，遇到上司，那就和奴才一样，遇到上级来客，那更要殷勤的如妓女一样。而且“上官如云，过客如雨”，几乎动不动就是应酬，几乎累得抓狂。简直是“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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