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葛兆光︱跳出三界:思想史还可以做什么?


 知识|葛兆光︱跳出三界:思想史还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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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思想史论坛在筹备时,就确定讨论“跨界”这个主题,主要是希望不同领域的学者在思想史这个平台上可以互相交流。大家都觉得,可以用“本无畛域”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本来是我给王振忠教授发现的徽商詹鸣铎自传体小说《我之小史》写序时用的,意思是可以用文学作品来研究历史变迁,也可以用无名的小人物来呈现巨变的大时代,更可以用地方人物的心情来体会整个国家的情绪。所以,研究历史不必画地为牢,说这是文学、那是历史,这是小说,那是史料,这是无名之辈,那是重要人物。本来,我也提出是不是用“跳出三界”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我们思想史的跨界,其实,就是跨出三个自我设限的“界”,一个是学科之界,另一个是国别之界,再一个是古今之界。不过他们不赞成,觉得“本无畛域”更好些,我也只能听从大家的意见。
不过,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跳出三界”,请让我一个一个说来。
最容易理解的,就是思想史要跳出“学科之界”。
这些年“跨学科”的说法喊得很响,不过,学科之界不是想跨就跨的,究竟怎么一个“跨”法?还要仔细琢磨。二十年前,我曾经提出思想史要重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其实,这不止是一个针对精英哲学史的口号,也有沟通不同学术领域的意思。当时为此想了很多,这里不妨讲三点:
第一,如果思想史不仅仅关注精英和经典,也要看看他们背后的普遍思想世界,就是丸山真男讲的主旋律背后的“执拗低音”,上层观念下面的“顽固古层”,或者是安丸良夫他们讲的“民众思想”。如果发掘这些东西,那么,思想史就和在座的常建华教授、刘永华教授他们研究的社会史、生活史,也许能够互相沟通。
第二,思想总是有知识背景的,过去讲思想,常常很抽象很高级,但是思想背后的知识很重要,我总觉得,天文知识提供宇宙观念和政治合法性,地理知识提供世界认识和国族认识,物理化学生物知识对你讲的“天理”是否天经地义有影响,而医学知识是对“小宇宙”也就是身体的认识和理解,思想史如果注意“知识”,那么,就可以和知识史或科学史,甚至在座的王东杰教授研究的“国语运动”也就是语言学史互相沟通。
第三,思想史里面研究的精英思想和经典知识,不是躲在少数人的玄想里的,它要影响社会,就要成为制度、成为常识、成为风俗。比如儒家,它怎样成为两千年主流形态,除了上有皇帝支持,下有儒家“学随术变”之外,如果讨论这个问题,又得讨论秦汉以来法律的儒家化,科举制度和官僚养成,公私教育和教科书,这样,思想史就得和法律史、教育史、制度史发生关系。像陈宝良教授最近研究的明代秀才阶层的观念世界和生活世界,也就和思想史互相沟通了。
但是,这显然不够,跨得还不远不大。那么,怎样才能把思想史的视野变得更宽更广,让更多的史料,更多的历史进入思想史?这是想向大家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思想史要跨出“国别之界”。
大家都知道,现在“跨国史”“国际思想史”很火,这是很有意义的趋向。大概十年前,我曾经对哈佛大学大卫·阿米蒂奇教授提倡的“国际思想史”提出一点儿质疑,为什么?这是因为我特别小心,东亚和中国的政治权力太强大,族群与帝国很早就成型,所以,很担心传统帝国政治对思想的影响和限制被轻轻忽略。但我并不是反对研究“跨国”的思想,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这种超越帝国、王朝和国家的思想史现象。特别是历史上比较明显的东亚各国之间宗教和思想交流,我这个学期还在给研究生们讲这门课。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怎样遥远地影响到日本,甚至和日本文化核心的神道、神代史以及天皇的神圣性发生关联,以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道教的影响有多大,讨论了一百多年还没完;又比如,佛教从印度到中亚西域,再到中国、朝鲜,再到日本,这一路发生了什么变化?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就不一样了,这一方面有鉴真、最澄、空海的特殊作用,一方面有日本本土文化的影响,一个“神佛习合”、一个“檀家制度”,对日本影响很大,可别的地方就没有。同样,如果我们看1893年芝加哥万国宗教大会留下的两三千页文献,进入近代门槛早晚不同的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神道教等,他们对于一个“宗教”概念的理解千差万别,为什么?你不“跨”国,就无法解释这些复杂的世界性的思想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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