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中国学界，这种“跨国”研究还不够，世界史和中国史好像还是井水河水，泾渭分明。这一点，在座的陈恒教授和李宏图教授，大概也会有感觉。
第三个就是思想史是否可以超越“古今之界”。
如果换句话说，超越“古今之界”，就是能不能把现在思想世界出现的问题，与历史上的思想观念连起来讨论？不必把一些问题算成“古代思想史”，一些问题划归“现代思想史”。
我想举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近年来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领域，有一个“历史学转向”。2013年就有人提到这一点，有人说，要理解现代国际关系，要回看传统，挖掘历史，还要从古代思想资源中寻找重新理解国际关系的中国理论。其实，从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分析，到福山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研究，西方国际政治领域的学者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历史。中国现在面临的周边与国际环境，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与传统中国的朝贡体制、天下观念、华夷之辩，究竟有什么联系？思想史固然是讲过去的历史的，但也不妨研究研究现实的问题是怎样从过去的历史那儿来的。
我总是讲，历史学家虽然不会开药方动手术，但它能够诊断病源，思想史能不能给今天的问题找出历史的来源？比如“皇权”“专制”“等级”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古代和现代没有关系？像今天不能到场的鲁西奇教授研究的“乡里制度”，他曾用了“皇权下县”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指出中国的皇权像毛细管渗透到社会基层。这造成了中国和日本、欧洲政治文化很不一样的地方，难道思想史研究者就不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吗？我今年在日本八个月，一直在看日本历史学家的著作，他们对历史的研究，是很有现实责任感的，像丸山真男的《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里面讲的很多历史问题，都是为了诊断日本的“国体”如何导致二战日本走上极端道路；他写的《忠诚与叛逆》，实际上也是在谈日本有关忠诚和反叛的政治伦理标准，在德川时代到明治时代到昭和时代，怎样发生变化，以至于最终刺激出“一亿玉碎”这样的极端主义情感，甚至成为极端国家主义的民意基础。
【 知识|葛兆光︱跳出三界：思想史还可以做什么？】我不是说思想史要走“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道路，但是思想史也不能逃避责任，把自己锁闭在“古代”这个象牙塔里面。
思想史论坛，这是第二届，我希望思想史学者能扩大视野，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携手，让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话题，也融入更多的资料和主题。
本文为葛兆光教授在第二届复旦大学思想史高端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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