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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新旧交替，思想纷争，他本人亦饱受其苦，平生历经“百死千难”。
然而，他愈挫愈勇、高扬良知、挺立主体，以期收拾人心、重整道德，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心灵净化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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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王阳明被认为是气节、文章、功业，即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圣人，但黄宗羲和后来的“王学”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王阳明学术过程中功业和气节的作用。
【 王阳明|王阳明：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或许在他们看来，王阳明的功业谁也否认不了，王阳明的气节有目共睹，但王阳明的学术却曾经被视为“异端”“邪说”。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多为“文人”。
所以，尽管中国古代“圣贤”的标准，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位一体，但在王阳明的“文人”研究者那里，主要关注的只是学术、是“立言”，看重的是他从祀孔庙的荣耀。在研究中并未将其气节、功业与学术融为一体，对于王阳明的定位，也就仅仅成了“思想家”。
这种导向的结果，是后人更多地关注王阳明的“心”而忽略“物”、关注王阳明的“知”而忽略“行”，并进而视其为“唯心”且“主观”。
但是，王阳明的学术从来就是和功业相互激发的，而学术和功业的终极动力，是气节，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担当，三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在王阳明的身上，他的学术即“心学”，是为立言；他的功业即实践，是为立功；他的气节即担当，恰恰是立德。这才是王阳明的真“三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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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阳明“懵懵懂懂”向往“学为圣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圣贤”为何物，但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少年时代萌发的志向，其实是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担当，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气节”。
所以，他在15岁时便有出居庸关考察“虏情”的行为，有向皇帝上书陈述对于边关防务意见的动机；在刑部主事任上，敢于革除监狱积弊、敢于处死背景深厚的罪犯；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时弊，虽然因此得罪权贵，受廷杖、下诏狱，贬谪龙场，但初心不改。虽然此时王阳明尚未提出“知行合一”，但事事都在“知行合一”。
为南赣巡抚时，他一年之内平息数十年之“积寇”，王阳明的功业开始走向鼎盛；接着，在四十天内平定蓄谋已久的“叛藩”，成为明朝第三位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王阳明一生功业达到鼎盛。正是这个时候，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也开始走向巅峰。
试想，如果王阳明和之前历任巡抚一样，对流民束手无策，如果无法平定宁王之乱，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良知”，心安理得地讲“知行合一”吗？没有功业，不影响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入孔庙，但没有功业，却不可能“倒逼”庙堂承认王阳明的学术。在王阳明那里，没有不落在功业上的学术，也没有离开学术的功业，他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
在南赣平息流民之乱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良知”二字呼之欲出。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应对当权者的各种刁难和猜疑，是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直到此时，“良知”二字才终于被揭示出来，所以他特别强调：“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精义和真谛，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它既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更是在“百死千难”的磨砺中才得以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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