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鲁迅:婚姻是母亲给我的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

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一个传统的、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被世人遗忘太久了。她一生深居简出,所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耐人寻味。14“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原配夫人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其实,这句话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怜的处境。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结合,生下海婴,最终离开旧家庭,走向新天地开始新生活,拯救了自己,而朱安只能留在西三条,留在“黑暗的闸门”里面。一生孤苦、毫无谋生能力的朱安,在鲁瑞和鲁迅去世后,与一个老女佣相依为命,晚景凄凉。从朱安的角度看,鲁迅首先不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也不是“民族魂”,而是一位嫌弃、冷落她20多年、最后带着女学生许广平离她而去的丈夫。2鲁迅太伟大,朱安太渺小。所以,尽管他们是结发夫妻,但人们看鲁迅的时候看不到朱安,或者尽量不看朱安。鲁迅去世之后许寿裳编鲁迅年谱要写及朱安,甚至专门给许广平写信说明,请求谅解。1944年10月,因保存鲁迅藏书问题唐弢等人来到西三条,与年迈、贫病交加的朱安商谈,朱安愤怒了,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声音浸透了泪水,饱含着四十多年的悲愤与委屈。她寂寞地活着,寂寞地死去。但她卑微的一生中,作为鲁迅的夫人,她做到了有尊严地活着;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地逼迫她,也不忍心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确实无愧于鲁迅夫人的称呼。朱安在周家位置尴尬,在后人对鲁迅的叙述中更为尴尬。在建国后的大概30年中,朱安被排除在鲁迅研究之外,甚至成为禁区。现在看来,朱安的被漠视、被排斥,证明着“我们”的专断、丑陋、残忍与自欺欺人。值得庆幸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朱安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引导人们看到更为真实的历史与更为全面的鲁迅。3(以上导语中的部分段落摘自董炳月先生所著《鲁迅的朱安,朱安的鲁迅》一文,在此感谢;以下内容摘自乔丽华所著《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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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鲁迅“养女不过二十六”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我们不知道朱安的父亲朱耀庭究竟去世于哪一年,他终年尚不到50岁,从朱安的年纪推算,大概就在这期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给了鲁迅一个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福清病逝于绍兴,终年68岁,鲁迅并未回国奔丧。1906年,转眼又是两年过去了,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而朱安已经28岁了。朱家台门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耀庭相继去世,对朱家台门想必是不小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岁月,在那个年代,到了她这样的年纪还没有出嫁,处境无疑是很尴尬的。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明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在精美小鞋装饰下的一双缠得很好的双脚,既是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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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鲁迅在日本时期,并没有特别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见,他见到的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够阅读,写信。在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辫子、缠足都是野蛮的土人的习俗,这使许多留日学生深受刺激。实际上,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也有逐渐形成戒缠足的舆论,放足思想已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纷纷成立不缠足会或天足会,响应者也很多。但在内地乡野,此种陋习要革除并非易事,清末的绍兴显得相对闭塞,朱家看来也是个保守的家族。应该说,鲁迅劝朱家姑娘放脚读书,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真心希望缩短两人之间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写信,互相通通信,或许多少能培养出一些感情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安在这两方面都没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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