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人生有三把钥匙:接受,放下,改变

有书君说有人说,如果把杜甫中年至他死去时的诗作全部读完,就会发现那是一部记录整个“安史之乱”的史书。如果把杜甫一生的诗作全部读完,就是一部见证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著作。这种说法毫不夸张,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对当时历史现象的记录,往往比官方的唐史更加详细,更加真实。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诗圣杜甫以及他所写的《三吏三别》背后的故事。在唐朝璀璨的诗歌星河中,李白、杜甫二人无疑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黄锦祥曾说:“执唐诗牛耳者,唯李、杜二人!”韩愈也曾写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喜欢李白诗歌的人,觉得他的诗永远是那样浪漫飘逸。而偏爱杜甫的人,则会从他沉郁顿挫的诗歌中,体会出他悟透的人生,叹尽的悲凉。人如诗歌命如国,途遇风雨泪几多。历史上能如杜甫这般,见证一个帝国从辉煌到衰落过程的诗人,本就不多。而用诗歌记录下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之人,更是寥寥无几。他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被赞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便是因为他的诗作满是真相,尽是写实。他用一支笔,写出了战乱之下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勾勒出国家动荡后的真实生活。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三吏三别”,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一幅记录百姓悲苦的巨型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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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47年,唐玄宗诏告天下,“通一艺者”可到长安应试。杜甫从小便有咏凤之志,这次入京,亦是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可宰相李林甫,却自导自演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天下士子皆空欢喜一场。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名门世家,他从小便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一生都要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为了自己的理想,决定留在长安,哪怕弯下自己的脊梁,向世俗妥协低头,也在所不惜。他开始上下奔波,四处投赠。在这段时光里,他尝尽了残杯冷炙,受尽了悲辛苦楚。据《新唐书·杜甫传》记载,天宝十三年,杜甫为玄宗祭祀盛典进献了三篇63赋,玄宗并没有太多重视,仅任他为河西尉。可杜甫却觉得此官职对百姓不利,于是推脱不去。后来,他又数次献赋上颂,大力推销自己的才华:“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杜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忍辱负重,乞怜谋生。最终,也仅获得一个正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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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认命了,不管自己如何才高志广,终究不敌现实的凄凉。十年时光,杜甫已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变成了满脸愁容,郁郁寡欢的中年大叔。相比于过去的“事君治国”,如今的他更希望可以让妻儿衣食无忧。然而,当杜甫前往奉先县省亲时才发现,自己的小儿子已饿死许久。白发人送黑发人,杜甫内心的痛苦无以言状,只能以笔寄情,依诗载愁。他将忠君念家,怀才不遇,十年悲愤之情交织在一起,写下了《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更是将阶级矛盾、贫富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杜甫,沉浸在郁郁不得志与丧子之痛的感情中。他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更加坎坷;而他深爱的国家,也将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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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节度使安禄山率二十万军,只一月就从范阳打到洛阳,而后半年破潼关,占长安。潼关失守,唐玄宗仓皇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史称唐肃宗。当时,杜甫一家已搬至鄜州羌村避难,听得肃宗即位,杜甫急忙安顿好家人,只身前往灵武投奔肃宗,却在半路,被贼军所截,押往长安。身陷长安的杜甫,内心满是焦虑。他盼望着朝廷可以打败叛军,重夺长安。可等到的消息却是“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大唐一败再败,失望的不仅仅是杜甫,还有那些身陷长安对胜利渴望的俘虏百姓。这个冬天,杜甫过得异常艰难,前方战况不明,后方家中无信,而自己空怀辅国之志,却只能独身愁吟。所幸,随着郭子仪的出兵,官军节节胜利,长安收复在即。杜甫终于觅得时机,趁叛军看管不严,逃出长安,投奔肃宗。一路走来,杜甫风餐露宿,栉风沐雨,见到唐肃宗时,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大为感动,亲授杜甫左拾遗职位,让他可以近龙颜,事君王,以偿所愿。那段时间,可谓是杜甫一生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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